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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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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
第十七章 “神医”在权杖下死去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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