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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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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

第十七章 “神医”在权杖下死去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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