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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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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魏，实际上割据一方，传到公孙渊已历三代。公孙渊昏庸暴戾，野心膨胀，曾遣使表示拥护东吴孙权，又将东吴的使臣杀掉，财宝尽吞，在魏、吴间反复无常。到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燕王，出兵封锁了与魏连结的边境地带。次年（238）春正月，曹叡诏令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帅众讨辽东，行前问询：“度（估计）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司马懿说：“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此为成禽耳。”又问：“然则三者何出？”又答：“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曹叡问他“往还几日”，他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实际的战事果然大体上如其分析。
当年春天从洛阳出兵，六月进入辽东境，三战三捷，即将公孙渊围困在襄平。不料意外地遭遇大雨连绵三十日，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见好就收，退兵回中原。司马懿一改对诸葛亮的用兵态度，坚持速战取胜，雨停后立即强攻襄平。时至八月，襄平城辽军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他拒绝了。公孙渊只好弃城逃跑，被追兵斩于城郊。城既破，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辽东悉平。这一仗，打出了司马懿另外的品性侧面：深谋远虑，审度明智，坚执果毅，凶狠残忍。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九岁的养子曹芳成为继位人。当时司马懿刚从辽东回师河内，时年36岁的曹叡派遣宦官紧急召见，一进入卧内就执其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请注意，对比刘备的永安托孤，是曹叡真正信任司马懿呢，还是刘备真正信任诸葛亮，二者差异立见黑白）又把同为养子的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入卧内，让司马懿认清二人的面目，并且特别指着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以示亲昵。司马懿当场表态：“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意思很明确，当年先帝曹丕将你托孤给老臣，老臣如何不负重托，尽心竭力效忠于你，你都是看到了的，陛下你就放心吧。彼时彼际，不但曹叡料不到，而且司马懿也真不是心口不一，同样料不到两次托孤之后，对他本人和曹魏政权，会演生出大不一样的后果。
齐王曹芳即位后，改元为正始，晋封司马懿为太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与同受顾命重托的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宗亲，靠血缘高贵而致显位，但才识平庸，颇有纨绔子弟习气。作为子侄辈，辅政之初对司马懿还能够“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不久，两人分别为帮派领袖，就展开了权力之事。少壮派曹爽仗恃皇室权威，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聚到身边，形成了一个“皇室帮”。这些人多为曹氏皇室宗亲、姻亲和功臣后裔，或是庶族出身的新进显贵，在思想政治上崇尚黄老、刑名之术，轻视儒学礼法。而元老派司马懿则是军政权要，主管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早就是他的死党，出身豪门士族的元老重臣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也都与他关系深厚，长子司马师又以中护军的身份主管武职官吏的选举，背后还有郭太后支持，也形成了一个“权要帮”。这个“权要帮”在思想政治上崇尚儒学，推重礼法，维护门阀制度，抵制多引进新锐人才。两大帮派各有其集团性的特殊利益，水火不相容，度过托孤“蜜月期”势必就要争出个你死我活。
以曹爽为首的“皇室帮”，新锐进取性较强，主要采取进攻姿态。首先是争夺关键性的实权职务，刚辅政未久，便由曹爽之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而免去其录尚书事一职，让曹爽独自控制了尚书省。随后又罢了卢毓吏部尚书的官，而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实际主持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伴随矛盾公开和深化，“权要帮”的骨干成员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或被罢官，或被免职，或被迫告病引退，呈现出了瓦解的迹象。其次是积极网罗人才，扩充本帮的实力。他们奉行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由何晏主持选举文职官员，“内外之众职务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见《晋书·傅咸传》）；由夏侯玄“拔用武官”，也出现了“参戟牙门，无非俊杰”的良性景象。这对门阀制度无疑是强力冲击，因而司马懿恨得牙痒，斥为“败乱国典”，不论善恶一概视作“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其三是发动对蜀之战，试图借以提高曹爽的声威，让其在军队中凭功站稳脚跟。正始三年（242），夏侯玄、邓飏建议曹爽亲自挂帅，率军伐蜀；曹爽不顾司马懿以及其他元老宿将强烈反对，悍然领兵五万攻入了汉中。
其结果，被蜀将王平堵截于势兴山（在今陕西洋县北），进无可进而被迫退兵；退兵途中又遭到费祎伏击，损失了大量人马军资。虽然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此行此举，显然是对司马懿的军权挑战。此外，曹爽还于正始八年（247）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意在避免其干预朝政，削去司马懿在皇室内部的靠山。如此长达八九年，“皇室帮”步步进逼，几乎把司马懿逼到了边缘处。
面对“皇室帮”进逼，司马懿分析形势，本帮的力量既已削弱，就不能与之硬碰硬地正面冲撞，否则容易祸及于身。于是他采用韬晦谋略，主动地示弱退避，借以麻痹对方。先在选官用人问题上，还对夏侯玄说些不同意见，不听也就不管，仿佛无可奈何。既而称病，不再参预朝政。曹爽不放心，趁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其以辞行名义去拜望司马懿，伺机观察其真假实虚。司马懿当然对其意图洞若观火，就假戏真作，“示以羸形”。他让两个侍婢在身边搀扶侍候，披外衣，外衣掉落下来，要靠侍婢给他披上。口渴了，只以手指口，表示“求饮”；侍婢进羹汤，他自己不能持杯，全靠侍婢往他口里喂，以至汤水流出沾湿了胸襟。李胜告诉他，将回祖籍“本州”的荆州做官，请他善自珍摄。他喘了好久，才口齿不清地说：“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故意把荆州“听”成了并州。李胜纠正是荆州，他仍然“阳为昏谬”，说“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李胜再三解释是荆州，他才做出微有所悟的样子，声言：“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当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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