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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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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撰述《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写了一段序文,值得后人注意。首先他引《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其次他以“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和“任、姒配姬,周室用熙”作对照,提出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就在于能否做到“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然后才大发感慨:“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这些话,基本意思相当剀切,“男女正”,男女要和谐确是千古不可移易的,关乎“废兴存亡”的“天地之大义”,“唯色是崇,不本淑懿”确会导致“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自古及今,“有国有家者”均应当“永鉴”。但他并没有看出,天地间的男女关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决非单纯是《周易》讲的乾坤组合,自三代以降,男女之间就从没有平等过,从没有和谐过。

“男女正”的说教,基本的信众主要存在民间,存在也不纯粹;

至于那些掌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权力的治民者们,除了其中一部分确能道德自律以外,相当多人就从没有相信过。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无论是王允那样的正人君子,还是董卓、吕布、曹操、曹丕、刘禅、孙皓之类的权贵豪强,乃至历代伪道学们,心目中的女人无非是以“色”分级的灵肉之物,其中的绝色美女无非是品级最高,标名尤物罢了。尤物也是物,同其他女人一样,无不可以“肆意侈欲”,随应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而用之如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越是尤物越可能命运不堪。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即是这一社会历史定势的凄艳概括,“乱世”、“末世”中如此,“治世”、“盛世”中也好不了多少,充其量程度、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甚至于直至当今中国,不少男人仍然照不得三国美女那些镜子,否则丑恶嘴脸就会暴露无遗。有一句广告语“美食和美女,让味觉和视觉都放松”,就颇值得人们思索。

事实上,以美女为节点的女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半岛南部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就曾为争夺斯巴达美女海伦,打了一场历时10年的部落战争,希腊人最终整个毁灭了特洛亚城。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程度总体上高得多了,但在非洲一些国家、地区和部落,女孩子仍然必须经受“割礼”,国王者流仍然可以每年“选妃”。即便文明领先的国家,女人有权当女王、总统、首相、总理、国务卿、CEO了,平民家庭出身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可以与查尔斯王储分庭抗礼,追求个人爱情自由,挑战世袭王权、男权了,曾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现年79岁的前意大利著名女星吉娜·洛罗布里吉达,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小她34岁的西班亚房产商贾维尔·里高·里福尔斯结为伉俪了,仍然只是表明女性命运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而决不是什么“男女都一样”。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006年度全世界最有权力的31名风云人物,女人只有2人,一人为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另一人为与其丈夫比尔·盖茨并列的盖茨基金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男女比例的过分悬殊即为一个铁证。

风行全球的“选美”活动五花八门,表面上仿佛是崇尚女性美,实际上骨子里都是男人在变相猎艳,满足意淫,而不是女人在主动比美。通常多由男人“选”出来的“美”,无论封“后”称“姐”,事后总有不少的美女沦为富豪巨贾、政要名流甚至黑帮头子的新妇、二奶或者小蜜,就证明了诸多“选美”在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男权购“物”实质。前不久,据英国媒体披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剧院附近的公厕里,安装了一批外形酷似女人性感嘴唇的小便池,池内竟然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和一条鲜红的舌头。制造商纽合德,以及设计“女人嘴唇小便池”的专家们,究竟将女性当作什么,难道还需要作分析吗?而所有这些,较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不乏后继之人,甚或后来居上,以及明娼、暗娼、“红灯区”广泛存在,国际间的贩卖性奴隶事件时有所闻,又都成了小焉者也。固然不容许以一当十,以偏概全,但只要不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能说,女性人格已经普遍得到充分尊重了呢?借全球“他山之石”,攻当今中国之“玉”,未尝没有必要。

第十三章 辱骂和恐吓也是战斗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辱骂和恐吓都可以当作心理战手段,用于军事对抗,也用于政治斗争,三国人物多有高手。某些辱骂和恐吓并无预谋,但只要出自敌对行动,也会凸显战斗色彩。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写“武乡侯骂死王朗”,三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又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浙江嵊县)人,归顺曹操前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曹丕称帝拜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担任司空期间,他和时任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先后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过信,劝其审时度势,上顺天命,下从人心,举蜀国之地降魏。诸葛亮不为所动,作《正议》一文驳斥劝降理由,表达了以弱胜强,统一天下的信念。这些事都记载于《诸葛亮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详加引述,以葆忠贞。那以后,王朗于太和二年(2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意欲在心理上先将曹操逼到死角。

据裴注引《典略》说,这篇檄文传到曹操手里时,他的头风痛老毛病正巧发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读的。读罢居然翻身而起,兴奋地说:“此愈我病!”尽管这样的心理效应恰与袁绍期望相反,但檄文之骂对于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后经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进而占领冀州,陈琳归降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谢罪。幸好曹操这位政治家确有宽怀大度的一面,“爱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边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秘书。对这段“骂”的前后因果,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评论道:“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激然露骨。

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倘若转换为辱骂袁绍,陈琳不但本人必死,势必还会祸连于三族。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造司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骂手段。时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长数十丈,起于吴、楚之分,划过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俭、文钦“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诏令中,他们历数司马师的11条大罪,不乏恶语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罪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罪四“权势自在,无所领录”,罪五“有无君之心”,罪六“不顾大义”,罪八“不奉法度”,几乎将封建宗法纲常伦理固有的各项罪名都扣到司马师头上了,有的罪名还是从不同角度反复加重。不忠不孝就类于禽兽,在封建社会深入人心,虽然尚未明指司马师类于禽兽,但妇孺皆知其理,等于已经说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牵扯到生理,抓住司马师新割眼瘤未愈,骂为“天不长(助长)恶,使目肿不成”,也够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绍当年令陈琳草檄骂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马师骂绝搞臭,从而广泛地造成舆论,以使自己从心理上尽可能地取得将吏士民的认同响应,而置对方于心理劣势,舆论劣势。这一场“谋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俭、文钦得以“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拥众五六万插旗割据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司马师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朝廷内外反对者甚多,万一用兵战败,将会难以收拾。犹豫再三方决计出兵,亲征淮南,以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为最终结果,平定这场叛乱。

曹操也曾骂过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攻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一战杀死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操闻讯极为震怒,亲自率军入汉中,直抵阳平关欲与刘备决战。刘备却驻军山头之上,凭借险峻地势,森严壁垒,拒不与曹操决出一个你死我活。刘备间或也挑逗一下,派遣养子、时任副军中郎将刘封出面挑战,重要将领都不出营。曹操气得不行,大声呵骂:“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所谓“黄须”,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与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学不同,“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一向以卫青、霍去病作为榜样。此前一年(218)代郡乌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将职衔,代理骁骑将军,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长安召见凯旋而归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劳尽归诸将。由于曹彰的须发微黄,曹操持着他的黄须夸奖:“黄须儿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黄须儿”,无非想从心理上刺激刘备,促其在曹彰到来以前就决战。殊不知骂了“卖履舍儿”,称了刘备的“爷爷”(自称“汝公”,犹如骂了刘备“孙子”),仍如400年前项羽骂刘邦一样,传承“高祖之风”的刘备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坚决不上当,坚持不应战。从三月围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决计撤军北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传出了“鸡肋”的口号,引发杨修自作聪明,抢先收拾行装,招致杀身之祸。很可能,当时曹操的心气不舒,也是杀杨修的一个偶然因素。

同在这一年,庞德骂关羽,另是一种情况。庞德原为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麾下的一员勇将,建安十六年(211)随马超逃到汉中,依附张鲁;二十年(215)曹操进入汉中,收降张鲁,庞德也随众归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一来就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庞德率领所部参战,驻守樊城南。他的堂兄庞柔在蜀中,樊城诸将颇疑之,他表明态度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与关羽战场交锋,庞德一箭射伤了关羽额头。他常骑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军主将曹仁派他驻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军之惨,庞德只好带领余众避水上堤。关羽引水军乘船攻击,乱箭从四面射向堤上,庞德被甲持弓,奋力抗击,从黎明一直力战到午后,矢尽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将士:“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最后身边只剩下将士三人,仍弯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关羽对他说道:“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怒目圆瞋,斥骂关羽道:“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终不屈被杀,与七军主将于禁跪地乞降,适成鲜明对照。方其时,骂声已经成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运用这一武器,壮烈地展开最后的斗争,直到杀身成仁。没有任何预谋,但却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吴质的骂也无预谋,从中凸显的本质,却与庞德的骂决意不可以相提并论。吴质其人,在建安时期跻身主流文人之间,以才学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诸侯礼爱。他政治押宝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对头杨修,送曹操出征独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爱,都使曹丕将其视为第一号心腹,多次写信全都写得情文并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宝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将,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黄初五年(224)吴质从任所入京朝见,曹丕特为破例,诏令上将军及特进以下官员都到吴质住所聚会,并拨出专款设置酒宴。酒酣耳热之际,吴质意欲尽欢,针对上将军曹真身体肥胖,中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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