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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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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代表,两大利益集团无不涉足其间。前有法正的压抑,后有李严的威胁,对诸葛亮不能不会刺激至深。他担任丞相始于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后,建兴元年(223)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随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裴注据《蜀记》引晋人郭冲说,“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裴松之认为“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但郭冲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陈寿总评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职、放逐、杀头或者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当中,除了一个亲信马谡是因为失街亭而挥泪斩之的以外,其余的功臣宿将无一不是各具才干,但对诸葛亮又不那么毕恭毕敬。

依照《三国志》本传中陈寿的评语,荆州旧部的大将魏延“以勇略任”,谋臣廖立“以才拔进”,益州新臣的李严、彭羕、来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致不测。平心而论,这些人纵然确有某种过错,也没有大到非除之而后快那种地步,所以今人写剧欲为魏延平反。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间,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后还搞了“以我划线”。他实际上害怕再出现法正,再出现李严,因而把对他个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为“贤”的评估标准;把才干特长放在第二位,作为“贤”的参考条件,另外搞了一条打着他的个人印记的,掺杂亲亲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贤”路线。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七个文武“贤才”,除张裔一人来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六人均为荆州旧部,而且这些人大多只能“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从来不敢“徇功妄动”。另外一些人,诸如谨小慎微的董和、言过其实的马谡、狷狭忌刻的杨仪也都充斥其间。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属两大利益集团的功臣良将先后遭致不测,而且就连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的宿将赵云,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如此这般的畸重畸轻,与刑法竣急搅缠不清,必不可免地会加剧“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蜀汉后期越来越人才匮乏,倘若不为尊者讳,应当承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千百年以来,多有人指出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刘备,同时又忽视了这样一些深层背景,未尝不是一憾。

另一大遗患出在国事上。魏、蜀、吴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汉最弱小,理当凭借巴蜀天险休生养息,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再谋对外扩张。诸葛亮本人更如陈寿所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本应趁大权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汉打造成小而强的蜀汉。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继建兴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之后,又于建兴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间“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也算上了)。这五次挥师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敌,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败或撤退告终。长线出击,粮运艰难,连年用兵,耗费靡繁,严重削弱了蜀汉民力和国力,实在得不偿失。诸葛亮本人,也因为军务劳顿,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的军营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究竟由于什么?不排除诸葛亮从政久了,年纪大了,睿智明略不如从前了,对形势作出误判,盲目出兵以图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刘备托孤遗命逼出来的。根据何在?一是《出师表》写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请注意这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请注意这个字)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二是《后出师表》写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更请注意这两个字)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对勘两《表》,再明白不过,刘备临终交办的头等“大事”,不能狭隘地只解释为辅佐刘禅,而是集中在解决“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遗留问题,要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恄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纵或明知不可为,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难免于政敌“托付不效”的攻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关系并不大。

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赵藩所撰写的那副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上联分明指向诸葛亮连年北伐,而下联分明关涉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贬,亦褒亦贬,颂扬和推崇之际,隐含多少惋惜和批评。设若诸葛亮九泉有灵,不知当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测,除了公开严以律己,引咎自责,私下可能会对老伴说,根子还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和可以“深思”的人,何止而今而后区区“治蜀者”?

第十二章 千古美女,貂蝉无觅处

貂蝉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在史籍上无踪可觅,形象全然出自文艺作品虚构。三国时期确如其人的美女不少,置身男权中心社会的天罗地网之间,尤其在那种乱世动荡当中,鲜能逃避尤物、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但她们又好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

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姡Ы透倥艉暗ビ谥剩欧⑾炙胺崛蓥κ危饷骱汗司芭峄兀刀笥摇保按缶笔Щ冢耙庥糁保寻觳坏搅耍逗蠛菏椤つ闲倥罚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小说下栽+wR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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