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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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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盗苏庖惶趺鞴嬖颉＜幢闳绱耍ò捕迥辏�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死效忠。
刘备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他喜怒不形于色，话语绵里藏刀（若是针，也是见血封喉的毒针），阴险权诈的风格异于曹操。这是他的政治品质，也是他的政治权谋。之所以要做得如此之诡异伪善，归根结底出自于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要不惜手段地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使之能够二世、三世传承不衰。夷陵败后不回成都去，执意窝在远离蜀汉都城的鱼复，并且将鱼复改名为“永安”，奥秘正在其间。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就是要避开都城人事的繁琐喧嚣，挑选这样一个地处夔门之内，大江之滨，两百年前曾为同属偏霸之帝的公孙述白龙献瑞的形胜之地，耳目清静、心气平和地寻思谋划蜀汉政权永安之道。
当其初，他并没有大限将尽的不良预期，而是还想重振雄风，有所作为，甚而还打算再一次伐吴。攘外必先安内，他当时的主要着眼点，还在如何继续贯彻着重依靠“地头蛇”的既定方针，得心应手地驽驭归属他的两大利益集团。由于入蜀后最受信的法正已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病故，益州新臣的另一代表人物许靖也于章武二年（222）去世，确定一个益州新臣利益集团的新掌门人，成为当时人事调整的重中之重。蛰居永安两个月之际，他便选中了辅汉将军李严，特意将其召到永安，委以尚书令重任。自东汉以来，朝内虽设三公，却事归尚书台，尚书令掌管枢要大权，实权常在三公之上。蜀汉官制因袭成例，刘备始称汉中王，第一任尚书令就给了法正；如今又给李严，无疑是要李严成为法正第二。殊不知天不假年，李严出任尚书令仅四个月，刘备就一病不起，逼使他不得不在临终前作出托孤的安排，于章武三年（223）二月把诸葛亮也召来永安。
既要重用李严，使其成为法正第二，为什么又不好事做到底，托孤就托给李严一人，还要加上个诸葛亮呢？隐匿未显的深层原因，仍然在于如何维护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他这一个刘氏江山上。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专制王朝，皇权继承从来就是一个命脉攸关的重大课题，稍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祸乱。对刘备来说，这个普遍性课题又具有特殊性。他从24岁投入戎马生涯，到当年63岁，已经闯荡天下四十年，颠沛流离，甘苦备尝。在逐鹿中原期间，他的妻妾儿女三次被敌方俘虏，重逢后又怎样了史书都没有记载。在《三国志》里，《后主传》称刘禅“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据以倒推转去，其生年应是建安十二年（207），即刘备败于长坂坡的前一年。《二主妃子传》又称，“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由之可以确认，刘备的原配夫人，继娶正室，以及她们所生的儿女，都在离乱中“数丧”无存了。而到益州后，纳宗亲刘瑁寡妻为后，穆皇后所生子鲁王刘永时年九岁，梁王刘理时年七岁，都可能成为皇位竞争者。按刘备本意，他要传位给刘禅；为此，他在三年前即已接受诸葛亮的建议，将生性“刚猛”，颇有战功，“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养子刘封“赐死”。但如果他不在了，纵然刘惮当上了二世皇帝，也可能坐不稳。因为刘永、刘理的生母穆皇后健在，贵为皇太后，穆皇后之兄吴壹时任车骑将军，封县侯，极有可能外戚擅权。吴壹原本是刘璋姻亲，与益州新臣利益集团渊源甚深，如果只将刘禅托付给李严，吴壹、李严等一旦联手，轻则将刘禅弄成刘协似的傀儡，重则随时可能废掉。军事上不会打仗，政治上却会打仗的刘备，必然要为刘禅计深远，以防患于未然。要防患于未然，必然要营造出荆州旧部与益州新臣两大利益集团均衡配置，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临终托孤，在蜀汉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人事再组合和权力再分配，历史性地成为刘备一生最后一件重大战略决策。荆州旧部中，关羽和张飞全都死了，领军人物非诸葛亮莫属。
自陈寿以降，几乎所有人都说刘备对诸葛亮信托无贰，其实就从《三国志》的记载看，对之便大可怀疑。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直到赤壁之战前后，困迫潦倒的刘备视诸葛亮的确如鱼得水，连关、张忌妒他也要制止。但自从有了庞统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渐次增多了，这种独尊性就有所减弱，尽管仍然倚之为股肱，却已经是谋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占据益州，用人权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头蛇”方面，对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进一步下降了，若干现实便是本质的外化。
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领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诸葛亮在荆州即已任军师将军，在益州又加了个“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身边还有个益州新臣、掌军中郎将董和与他“并署”。其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充当了一个留守主任、后勤部长的次要角色，《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都绝无一字提及他还有别的任何作为。法正则成了蜀汉第一政治明星，“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献策的和“从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质极坏，“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一些人找到诸葛亮，请他向刘备报告，抑制法正的威福，他也只好晓之以“法孝直为之（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刘备一当汉中王，又“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宠信备至；第二年，时年47岁的法正病故，刘备竟“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个益州新臣，凭老资格做逍遥官的许靖，先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后为汉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诸葛亮之上，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后“皆为之拜”。
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后，才升职为丞相，录尚书事的，并非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一直就位居刘备一人之下，凌驾众人之上。而且，当了丞相后，刘备决意要兴师伐吴，包括赵云在内的“群臣多谏”，谒诚劝阻，他也不赞成如此破坏联盟之举，却三缄其口不肯发表意见。如果刘备仍像以前那样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间亲密无间，他怎么会取这种态度？刘备从猇亭败退永安后，他才对人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番话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后“谋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从来伴君如伴虎，他只能够明哲保身，夹紧尾巴做人。联系到这些前因变化来看，刘备用诡伪之辞对他进行试探，就毫不足怪了。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尤其大事不糊涂。法正当红时，彼此“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却决不与其争一日之短长，七八年间安心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刘备拔擢李严作尚书令，分明是给他另设置一个政治克星。作为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之一，彼时彼际的诸葛亮，对刘备的处心积虑必定能洞若观火。他的忠贞品格不容随便颠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三国演义》所异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间述闻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个置身政治漩流当中而足智足谋，颇善于从容应对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一直以来，要么踵武管仲、乐毅，要么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既然选择了前者，他就一方面必须审视大体，顾全大局，以身垂范，公忠体国，另一方面还要上对刘备及其后嗣，下对各种政治势力，在矛盾的涡漩和激流中顺势而为。刘备那番试探性的话，本身就有两面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乐毅，又害怕他当王莽、曹操，人虽将死，言犹不善。刘备是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只能以权谋对权谋，委曲求全地顺着刘备的期望走，充分表现诚惶诚恐，誓死效忠，否则就必然会遭到“当诛”之祸。纵然是这样做了，刘备对他仍没有完全放心，不但让李严同他一起接受托孤遗命，还加封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了李严。对此，诸葛亮也只能忍辱负重，全盘接受。
我说诸葛亮是在以权谋对权谋，决不是主观臆断，信口雌黄，而是依据托孤后事，从蛛丝马迹中寻取出了真相。《三国志·李严传》曲笔写到，“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是谁让李严“留镇永安”的？付之阙如。详情度理，决不会是刘备的旨意，因为李严既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就该与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样才能履任用权。排除了刘备，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严本人自愿。刘备临终硬给蜀汉统治集团高层“掺砂子”，把军事统帅权授给益州新臣的新掌门人李严，毫无疑问，是要削弱荆州旧部的领军人物诸葛亮所掌握的相权，以避免诸葛亮以后形成大权独揽。诸葛亮决不愿意再受“法正第二”制约，更何况李严武将出身，以后会不会变成“董卓第二”也很难逆料，所以一捱到刘备既逝之后，就不再投鼠忌器，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趁着局面未定，动用实权先发制人，强迫李严就范。那时在永安，诸葛亮身边有赵云、向朗等荆州旧部将领支持，新进的李严却孤掌难鸣，收拾下来相当容易。诸葛亮一石二鸟，既压了李严的势，又破了刘备的招，终于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至于李严，尚未出头便被压住了，“留镇永安”将近四年，形同现今一个军分区司令，实际上被晾起来了。直到蜀汉建兴四年（266），始得“移屯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半岛及其周边）”，仍然远离权力中心。李严始为刘备意中人，既为刘备牺牲品，在这场意外卷入的权力斗争当中沦为最大输家，不仅他本人难以预料，而且连刘备也预料不到。
依照《三国志》提供的史料，永安托孤的后续斗争，竟然迁延了九年之久。李严这个人，素来就“以才干称”，应该说刘备并没有选错。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刘璋麾下担任护军，受命领兵在绵竹抗拒刘备，他却率众归顺了刘备。其后近十年，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上屡建军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刘备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书令重任，对他实属意外之宠。由地方而至中央，从官阶提升上看虽然尚有别于现今所谓“火箭干部”，毕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员”，特别是荆州旧部官员们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唯其如此，诸葛亮收拾李严，令其“留镇永安”，就具备了“组织基础”。但李严也是一个折而不挠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后，他并没有韬光养晦，而是力图有所作为。更筑江州大城，成为重庆历史上继秦代张仪江北嘴筑江州城后，改在渝中半岛上筑城之始。其间曾经筹划凿通浮图关，贯通两江（今长江、嘉陵江）水，被诸葛亮制止住了。又要求扩大江州都督管辖范围，还要求为其子李丰加封更大的官，诸葛亮均未同意。
但诸葛亮对李严也多次示好，通过后主刘禅，于建兴元年（223）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226）转为前将军，八年（230）升迁为骠骑将军，并在给孟达的信里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领导能力非常强。李严投桃报李，同样示好于诸葛亮，写信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信则说，“与足下相知久矣”，“今讨贼未效”，还不是“坐自贵大”的时候，待“灭魏”后“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见裴注引《诸葛亮集》）。表面上毫无芥蒂，实际上待下狠手。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严“催督运事”。至六月，“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诸葛亮只好退兵。如果双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沟通说明“运粮不继”的客观原因，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然而，李严却趁机上表刘禅，谎称“军粮饶足”，诬告诸葛亮“军伪退”，有异志。诸葛亮随即还以颜色，老账新账一起算，也上表刘禅，历数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少，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的诸般罪过，终于将李严贬为庶人，“废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县）”。至此，那场政治斗争才以李严身败名裂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三年后李严病死在那里。
当年孙盛评永安托孤，引博弈设喻，批评刘备“乱孰甚焉”。其实刘备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在用权谋，用权谋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历来的政治家都要用权谋，都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进行权谋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标下，不同权谋的布局投子固然确有忠奸善恶美丑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优劣长短之别。刘备一心一意为着维护他那个刘氏江山，诸葛亮矢志不移效忠那个刘氏江山，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同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点。临终的刘备，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场博弈中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于确保刘禅的皇权继承，如其所愿地平安实现了。为此既要控制住以诸葛亮为领军人物的荆州旧部利益集团，又要安抚住以李严为新掌门人、背后还有太后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团，这两大主旨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基本上构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
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仿佛意识流布局，先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地成功应对刘备突然袭击的恶性试探，既则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地一石二鸟，仅在涕泣、咳唾间，便将托孤二人变作托孤一人。仅止牺牲了一个李严，未流一滴血，未杀一个人，刘备和诸葛亮就获得了双赢，蜀汉的皇权交替也赖之获得了平稳过渡，委实堪称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善良的后人总将永安托孤当作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口头传，台上演，而忽略了它当年曾有的诡伪惑乱，烛光斧影。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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