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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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并且作出前景预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隆中对策谋划的就是“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孙权也有先前的鲁肃献策垫底，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很容易达致共同语言，一听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自然“大悦”。再加上周瑜归来，所作的形势分析和军事分析更给孙权吃了定心丸，对是否联刘抗曹握有最终决定权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决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对结成孙、刘联盟，并力抗御曹操，夺取赤壁之战的胜利，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隆中纵论天下，提出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崭露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战略思想家的眼光、智慧和才识，那么这一次使吴联孙，就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了他的外交家、战略实践家的胆识、锐敏和才干。隆中对策对于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具有的转折性战略意义，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和愿景上的，并且单属于刘备集团；而使吴联孙，则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在政治上和前途上，对于刘备集团起死回生产生了转折性战略意义，并且影响到了盟友孙权集团和敌人曹操集团，对于最终形成三国也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只要承认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策划与鲁肃的南北对峙策划都不是满足割据分裂，而是寻求统一之路，就应当相应承认，诸葛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积极进取向上的杰出人物。像《三国演义》那样，硬让他未卜先知，舌战群儒，手摇鹅毛扇，披发借东风，反而妖化了和矮化了这位杰出人物，心欲扬之实则抑之。

赤壁之战至夷陵之战的15年间，正是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三方核心人物占据历史舞台演出系列活剧的主要历史阶段，波谲云诡的谋争力斗，使得孙、刘联盟反复遭受冲击。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的记载看，孙、刘双方都谋求占领荆州，以期在地缘政治上居于有利于己的地位，决定了彼此间又有联合又有斗争，有时候斗争还会很激烈，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相比较而言，孙权集团最初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集团，刘备进占益州以后又讨还荆州，略占得住理一些。而刘备一再耍赖，关羽一再耍横，孙权作为另一方的最高权力者，虽然气得大骂“猾虏”，牙根发痒，仍然比较克制忍让。倒是蜀汉最高权力者刘备，号称仁德信义行天下，却很有些乃祖刘邦言而无信、惯于耍赖的政治无赖遗风，不仅自己耍赖，而且纵容其兄弟般的二号人物关羽耍横。

对刘备耍赖，关羽耍横，诸葛亮要么当过帮手，要么缄默无视，不免反映出他这一位封建政治家的局限性。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孙、刘联盟的促成者，在践行隆中既定路线的过程中，他本该把顾全联孙抗曹大局在有利双方的前提下放在第一位，把本集团的利益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放在第二位，但他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这样做。更讲大局的是东吴鲁肃，不管孙权怎样责怪他，前之周瑜、后之吕蒙怎样力主夺荆州，他都始终尽力维护孙、刘联盟。后来演变为孙、刘火并，联盟破裂，荆州靠战争方式而非和平方式归属孙权集团，鲁肃已经去世了，在生的诸葛亮也不能左右，主要责任固然在刘备、关羽和孙权、吕蒙，但诸葛亮多少也有点责任。起码在《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里，看不到任何一点他在荆州问题上坚持维护隆中路线的文字。失荆州前夕，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确曾有一点《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影子。然而实践业已证明，那一次挥师北伐，并没有具备《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形势有利的充要条件，因而一方面北方宿敌未改，另一方面东南面盟友化敌，招致腹背受敌，连荆州命根子也丧失干净。荆州既失，关羽亦死，刘备悍然兴师伐吴，完全、彻底地置隆中路线不管不顾。当是时，连赵云等人也能犯颜强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然而，业已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选择了缄口不言。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使然（《一片疑云留永安》将就此略作探究），为贯彻隆中路线，他都不应该取这种态度。

结果夷陵之战蜀汉输得极惨，比曹操的赤壁失利惨得多，弄得来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实现《隆中对》预设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终极目标的可能性。后来孙、刘双方修复了联盟关系，蜀、吴之间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各自才能“内修政理”，北抗曹魏，重新维持鼎立之势。正、反对比，足见孙、刘联盟之于隆中路线，犹如心脏一样重要。在此问题上，诸葛亮做得不及鲁肃好，实在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

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后，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统揽了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的元气大伤，他本该着重致力《隆中对》中说的“内修政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以待“天下有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办，而是选择了“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如果说，建兴三年（225）亲率三路军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北部），对于稳定后方确有必要，那么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出兵抵御也算进来了），挥师北伐，就比关羽当年发动襄樊之战更缺“天下有变”依据了。这样做，很可能有其隐情，那就是刘备托孤给他开出了条件，他不得不兑现承诺（《一片疑云留永安》对此有具体探讨），但他也可以拖着不照办。可以拖却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认为可以挥师北伐了。其实那是“天时”既缺，“人谋”亦误，堪称诸葛亮主政用权的最大错误。因为从“天时”看，曹魏集团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仍为三国翘楚，北伐所向的关中地区又是易守难攻，而蜀汉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异常困难，连年用兵势必很快耗尽国力，穷兵黩武无异于自取失败。从“人谋”看，战略判断就误入迷途了，战术运用上又“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司马懿的话），不敢用奇，不愿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误用亲信（如马谡），更导致了劳师动众，铩羽而归。其结果，对自己是“志决身歼军务劳”，五十四岁便病逝于军营了，对蜀汉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国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后不足30年蜀国就灭亡了。

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诸葛亮，他的从政起点隆中对策非常高，三国人物除鲁肃外无人能及，称得上闪亮登场；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大体上如其指划，连鲁肃也无可比拟，尤其显示战略策划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战略思想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冒出一个的，因而备受百代景仰（当然还有他的忠诚）。在《三国志》里，战略策划被称为“人谋”（发明权也许真在诸葛亮），那是人的智慧的最高示现，因为总括全局，视通长远，而一般“智能之士”、“智计之士”纵然聪明，未必达得到同一层级。流被于后世，启发人们不要陶醉于“智能”、“智计”，为国家、民族计还应重视战略策划。

而任何“人谋”，都必须经由“人为”才能彰显、弘扬固有价值，“人为”不限于“人谋”创意人。诸葛亮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能够付诸实践，这使他比某些会想、会说、会写而不会做的思想家胜过不止一筹。使吴联孙，则是他践行隆中对策的样板之作，典范之作，生平功业的巅峰之作。既付诸“人为”，就牵连到了方方面面，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总会交相发生作用，通盘接受而未充分领悟的刘备就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遵行隆中路线，不合“圣聪”时就另搞一套了。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制约和影响，或者政治权要人物当久了发生形势误读、策略误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后来也有些“人谋”自违，“人为”失范，终于走向“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点，该为之惋惜，也该引出历史性的经验教训。

第七章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三国时期英雄毕力，人才辈出，最杰出的人才接力出在东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无不德才兼备，文武兼资，为东吴傲然立于三国鼎峙之间，雄视曹、刘而尽显风流。

陆逊尤其卓尔不凡，在三国的帝王将相中，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第一人。而人才困窘之时，也就是东吴国运衰微之日，方之魏、蜀无不尽然。

是天意注定，还是历史巧合，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东吴参与两次，两次决胜都用了火攻。前一次公元208年，周瑜任吴军统帅，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军战船，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曹操乘取荆州之势而吞并江东的计划。北宋元丰五年（1082）七月，著名文学家苏轼写了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力歌赞周瑜。特别是下阕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八百多年前从容指挥火烧赤壁、歼灭强虏的周瑜形象，恍然若在目前，只觉英气逼人。后一次公元222年，陆逊任吴军统帅，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蜀军连营，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刘备欲为关羽报仇而誓灭孙吴的美梦。尽管后人没有写出与苏词相颉颃的壮词歌赞其人其事，但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移用过来，显然同样地适用于陆逊。前有周瑜，后有陆逊，中间还有鲁肃、吕蒙，都是孙权所倚重的年轻统帅，儒雅统帅。曹操麾下的张辽、徐晃，刘备麾下的关羽、张飞，勇武虽然过之，综合素质均不能及。孙权称帝之初，曾经总结过他的建功立业之道，在于“用众力”和“用众智”，谓为“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他所用的“众力”和“众智”，固然包括了文臣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武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等人，但主要是周、鲁、吕、陆四位英才。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与孙策同年而小一个月，有总角之交，后来孙权“兄事之”。兴平二年（195）带兵迎孙策，孙策大喜说：“吾得卿，谐矣。”随攻扬州刺史刘繇的领地，连破横江、当利（均在今安徽和县东）、湖孰、江乘（均在今江苏句容北），进入曲阿（今江苏丹阳），协助孙策部众发展到了数万人，孙策要他“还镇丹阳（今安徽宣城）”。袁术“欲以瑜为将”，周瑜看出袁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今安徽桐城）长”，以便能“假涂东归”。在居巢，他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鲁肃（172—217）。鲁肃字子敬，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以赈穷弊、结士人为务。周瑜请他助军资，他家有两仓粮食，每仓储米三万斛，当即赠与一仓米，二人结为知交。建安三年（198）周瑜重归孙策，鲁肃同行，不料祖母去世，只得扶祖母灵柩回东城去安葬。孙策委周瑜为中护军，领丹阳太守，一起攻破皖城，分纳二桥为妻。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他“将兵赴丧”，从此留在了东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北归的鲁肃当时听了另一友人的建议，打算到巢湖投奔郑宝，周瑜立即写信去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道理，劝其投奔江东归孙权。又向孙权推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鲁肃来吴后，“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

从此，周、鲁同心共辅孙权，成为股肱。

赤壁之战前，周瑜常统兵在外打仗，屡建军功。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征江夏，讨黄祖，他任前部大督，对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而鲁肃常在孙权身边出谋划策，劝孙权放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努力成就“高帝（一统）之业”。孙权虽然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也并没有介意张昭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未可用”的“訾毁”，反而“益贵重之”。待刘表一死，鲁肃又主动请命“吊表二子”、“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权“即遣肃行”。鲁肃不辱使命，便宜行事，经夏口，转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北），一直赶到当阳长坂“径迎”刘备，“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见到诸葛亮，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刘备正自巴不得，即派诸葛亮为使，跟鲁肃前往东吴见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裴松之判言，“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这些事表明，周瑜与鲁肃作为知交，同为儒将，智勇双全并驾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眼光、运筹能力和应对水平却是鲁肃胜过一筹。

鲁肃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复命，恰逢风云突变，曹操送来了“会猎于吴”的心理战书，东吴群臣响震失色。当年接受孙策托付遗命的元老重臣张昭等人，“皆劝权迎之”，亦即效法刘琮，降顺曹操，仅鲁肃“独不言”。待孙权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对孙权说：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他以己设喻，力陈“肃可迎操也，如将军不可也”的理由，恳请孙权“早定大计”。犹豫未决的孙权豁然开朗，慨叹“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只有“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当时周瑜“受使至鄱阳（今江西波阳）”，鲁肃建议孙权速召还。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对孙权作了政治分析和军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权“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动请缨，“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多赖鲁肃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势，力挽狂澜，才促成了孙权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任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吴军为主，联合刘备的部队，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裴松之也有评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我认为，平实一些说，当是军事指挥周瑜功第一，战略建言鲁肃功第一。

赤壁之战中和赤壁之战后，一些相关的故实，彰显出了周瑜和鲁肃各自的风采。孙权决计抗曹后，委派的统军都督实为两人，亦即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在最早追随孙坚、孙策的将领中，“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称“周郎”，时年三十四岁，老字辈的“程公”“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然而，小字辈的“周郎”却性度恢廓，“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程普终于感动了，“自敬服而亲重之”，并对他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演义》将周瑜矮化成为气量狭小的典型，让诸葛亮“三气”而死，简直是过分污辱斯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也得到了敌手的钦佩，据本传引《江表传》说，曹操在“瑜之破魏军”以后，表示输在周瑜手里，“孤不羞走”。而鲁肃胜后“先还”，孙权举行了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