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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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对刘备借地不还，充当“老赖”，孙权怒斥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拖延时间）”。于是委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意欲强行接管，又被关羽赶了回来。一而再，再而三受骗受辱，孙权不得不兵戎相见，派吕蒙、鲁肃率众分头进军，自驻陆口（今湖北蒲圻）节度诸军，很快攻占了三郡。刘备慌忙从成都引兵东下公安（今属湖北），又令关羽进至益阳（今属湖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迫近决战。恰值曹操领兵入汉中，刘备害怕益州有失，违心地遣使求和。孙权也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令诸葛瑾回报，双方才“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百代以下平心而论，孙刘相比较，孙权更有战略家气度，更顾联合抗曹大局，而刘备则器宇太狭小，不讲诚信。后来孙、刘联盟一度破裂，终至引发了夷陵之战，主要责任当在刘备和他的拜把兄弟关羽。

对曹操一方，孙权一直审时度势，实行又抗争、又隐忍的两手策略。继建安十八年（213）濡须口之战以后，十九年（214）他曾两度亲冒矢石，率军北进。第一次亲征皖城，以吕蒙、甘宁为将督众攻城，一举攻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取得小胜。第二次亲征合肥，未能攻下，撤军路上与部将凌统、甘宁反被“魏将张辽所袭”，差点当了俘虏。幸亏凌统、甘宁等“以死捍权”，近侍谷利又紧随马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越过津桥，他才免去厄运。二十一年（216）冬曹操复攻濡须，次年春孙权即派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借以换得喘息机会。

二十四年（219）十月，还遣使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其称帝，曹操哂之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袭取荆州，俘获关羽、关平父子，又向曹操献关羽人头，同时进献贡奉。曹操遂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这样卑躬称臣，目的就是进一步换取曹操欢心，以便减少北方压力，让他能够放开手足去“尽取荆州”，并且得到曹操承认。这决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种能屈能伸的权谋，终于让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黄祖的十六年后，有效地占领了朝思暮想的整个荆州，成倍地扩张了孙策开辟的割据领土。以小屈换大伸，表明在“与天下争衡”方面，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不仅对父执辈的曹操如此，而且对同一辈的曹丕，孙权也能忍辱谋国。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称帝，孙权却不肯跟风称帝。相反地，他告诫部属：“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并提出“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的问题，要求部属务必以国之“危辱”为大，己之“遗名”为小，切实做到“且深警戒，务崇其大”。身教重于言教，他在以身垂范。所以曹丕一称帝，他就遣使“称藩”，将原先被关羽俘获、后来转到东吴的曹魏宿将于禁一并遣还。曹丕封他为吴王，东吴君臣以为“不应受魏封”，他宽解道：“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尔，复何损邪？”遣使称谢，曹丕又趁机索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奇珍异物，东吴群臣认为“非礼也，宜勿与”，他也照给不误。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爱子”，问大家“方有事于西北”之际，难道不应该借用“瓦石”，代替人“欲击”之的“爱子之头”吗？看得出，对于大是与小非，大得与小失，孙权把握得相当准确，原则性和灵活性哪一样都不缺少。这样果如所愿，迷惑了曹魏政权，避免了两面受敌，使他得以全力对付蜀汉入侵，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获全胜提供了政治保证。

然而，孙权的卑躬称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那就是决不能让曹魏政权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没有动弹余地。他“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集中表现在“任子”事件上。所谓“任子”，就是人质，让王子作人质。孙权打败刘备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孙登作了人质，曹魏政权就随时可以拿他性命进行要挟，孙吴从此将无宁日，因而孙权“辞让不受”。曹丕恼羞成怒，遂于魏黄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和南郡，孙权赶紧调兵遣将分头抵御。但那时东吴境内“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其“卑辞”甚至写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治在今广东番禺），以终余年”。曹丕却毫无缓解余地，回书威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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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脸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双方军队水、陆交战，互有胜败，打到十一月仍未决胜负。孙权当机立断，于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郑泉前往永安城，向刘备求和。次年四月刘备死，又“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孙、刘联盟。此前一个月，吴将朱桓击败了魏将曹仁，“魏军皆退”。如此反复地斗智斗力，孙权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224）乃绝”。陈寿评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当之无愧。

在灵活运用军事、外交手段，逐步开疆拓宇的同时，孙权与曹操相似，相当重视发展生产，以足食强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设置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职官进行管理。东吴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兵耕战结合，屯田民专事耕种，免除徭役。屯田区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个屯田基地规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数千家，而毗陵（今江苏武进）的屯田民则达数万口。江东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优于北方。黄武五年（226）陆逊的驻防地域谷少，上表请孙权诏令诸将增广农亩，拓广屯田。孙权答复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父子“亲自受田”耕种，并将驾车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当世独一份，抑且古今罕见。同时还下令“宽息”，以减轻由于“军兴日久，民离农畔”造成的困难，有利于屯民乐业。类似的减赋、免赋令，黄龙三年（231）、赤乌三年（240）又下达过，的确不是偶一作秀。还注意兴修水利，例如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文人，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亡。

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