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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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破灭，不得不决定鼓足勇气去面对这个家庭的新气氛。只有这时，中国人才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国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自立于世，于是可以说，他们发展为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起先是凡尔赛会议，然后是国联，最后是同日本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要么被迫起来保卫自己，要么灭亡。
　　显而易见，这个古老大国芸芸众生的惰性是惊人的，只有遭到外界的一连串打击之后，他们才会有点进步。说句公道话，总的来说，中国并非主动选择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1900年对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极端保守的人们让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于是最终导致了1911年满清王朝的覆灭。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上，中国被自己的同盟国出卖。这直接导致了学生运动，并且标志着年青的中国开始直接参与国际事务，运动还使中国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紧接着的是国联的背叛，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满洲事件中。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最终必须依靠自己。正是自1932年起，中国人才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进行民族自卫。并且还由于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连串骚扰，由于日本一步步地蚕食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中国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经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于是他们的愤懑达到了顶点，最终产生了奋起抵抗的决心。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普遍和深入的抗战决心，都产生于1932年以后的那些年代，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些年月充满了痛苦的愤懑和使人烦恼的幻灭；这也正是笔者当时写作本书时的情绪。这些年月里，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最终走上了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之路，而日本却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些年月里，即使是曾经只身维护1933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这些年月里，中国共产党也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变，是这些岁月的顶峰。最后，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汽，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
　　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我们在遭受外界侵略时只有保存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
　　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这个“现代化”是她被迫作出的选择。如果她向西方学到的仅仅是和平的艺术，国民的良好教育，男女老幼更多的享乐，行之有效的防止饥饿、贫穷和洪水的办法以及更多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正直的警察、廉洁的官员、公正的法官、睿智的学者；如果她仅仅是利用西方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振兴自己的文学，重新谱写自己音乐的优美旋律，探索自己的药理知识，并且也许已经对西方的科学和艺术有所贡献；如果中国向西方学到的仅仅是这些，该有多好！即使中国仅仅向西方学了点淘金、钻井、现代广告、商业、工业和赢利，情势也不会如此具有灾难性。然而，西方是用两只手将礼物送来中国的：一只手中是和平的艺术，另一手中是战争的艺术，中国不得不全部接纳下来。中国的农民或许是通过飞掠他们田园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才第一次看到西方文明的传播，通过全副武装的履带坦克才第一次认识西方的机械。科学的先进意味着武器的精良，物理和化学的成就被芥子毒气、达姆弹和长江上日本海军的探照灯所证实。也许农夫的孩子会发誓要现代化，而妇女则面对被蹂躏的女儿和被刺刀挑过的婴儿在混乱和恐怖中哭泣。他们不知道自己个人的不幸都源自远方，那儿的人们为商业的贪婪支配着，而这种贪婪现在则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并且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提拉部落的野蛮与机械武器的结合。
　　然而，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将自己武装起来，好战并丧失人性。现代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当今的世界环境，使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我们或许可以在这种变迁的利与弊的数量之间划一个等号。
　　中国要适应今日野蛮而好战的世界，毫无疑问是个艰难的历程。这无论对她的邻邦还是对她本身，都不是吉兆。正如我并不认为在诸如德、意。日这些现代法西斯国家生活着的人们，会比16世纪的意大利人或者18世纪的中国人要幸福一丁点儿。就人类幸福的最终目的而言，进步的最终结果是零；就人类理想的尊严而言，最终结果是负值。在评定文明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对人类生活的真正归宿和理想视而不见。假设中国成为一个优秀而好战的民族，并在战后用精良的武器装备了起来，却继续生活在一个烽火连天的世界里，她仍将一无所获。与手无寸铁的、孤立主义的18世纪相比，她不会获益更多。由武力赢得的尊重，会引起外部世界的一片喧嚣。它助长了1914年德国和1937年日本那样的傲慢态度，从内部腐蚀了国人的心灵，也必然会迫使这个民族去为一个未知的目标作出可怕的牺牲。迄今所知，无论是1914年的德国人，还是1937年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号召起来去为什么而战斗、而牺牲。不少国家仅仅是为一个大写的“胜利”而战，而毁掉自己。战争疯子的狂热创造了一个7个字母①的幻想，并使人们相信，这种幻想是值得为之卖命的。于是，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伴随着无数个身穿丧眼的孤儿寡母的身影。日本人业已证明自己是很好的斗士，然而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阿比西尼亚人、阿拉伯人、锡克教徒、土耳其人、印度人、黑人，以及现在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事情只是对高层次的好战精神的适应而已，各个民族不久就会厌倦于好战要求和军事本领，整个世界也会厌倦于胜利的游行示威和坦克、飞机的方阵，人们将不仅仅为显示谁比谁勇敢，并且为显示谁的武器更精良而战。即使中国人证明自己是勇敢的战士，他们所证明的内涵却早已为阿拉伯人、黑人和印度人所证明。不过要想证明开化的人类不比非洲土著居民更低下一点，这简直有点发疯。中国人将要缔造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出于爱国，他们还要缴纳更多的税金，并且第一次自愿服兵役。如果最后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文化逐渐消失，变成一个效率极高的现代化军营，那末，这个世界将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①指“胜利”（Victory）。』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恰好发生在欧洲的动乱时期，可以预见，中国人出于对道德观念的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会像日本人一样，对西方文化失去敬仰。这一切不仅是因为西方大国失之于正义的维护和条约的遵循，还因为欧洲本身道德的沦丧。在中国人眼里，西方失去其声誉，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在远东的灾难性动乱中所持的冷漠态度，因为他们只关注和争论商业的赢亏，并且因为中国人敏锐的眼光已经看到了欧洲人是如何对待欧洲人自己的。纳粹德国傲慢、愚昧而迷信的雅利安主义——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威尔霍姆·霍恩热勒恩，以及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弃之不顾，英国首相张伯伦用投机的信誉所赢得的投机的和平，墨索里尼的大儒主义在西班牙的得逞和英国的参与，还有国联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意大利的让步。这些都为我们显示了欧洲道德沦丧的破坏性画面。这些画面与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道德沦丧极其相似，大诸侯国把小诸侯国出卖给逐渐得势的集权者秦始皇，同样，战国七雄中的六雄，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一点点地作为“和平的贿赂”拱手献给其中一雄秦始皇。小诸侯国在寻求保护时也会有同样的恐惧和犹豫，他们朝秦暮楚，对盟约同样采取玩弄的态度，齐国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曾同专制集权主义者统治下的秦王朝调情。这些工作都是由那些奢谈渴望“和平”、“安全”、“正义”、“荣誉”的政治家们来进行的，直到这个集权国家把它们全部吞噬完毕。中国人民意识到，如果欧洲不愿意为正义而在西班牙作战，那末，正义也难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担当起解决国际事务的重任，因此，“现代化”一词有个坏的氛围，中国在引进现代化的时候，不得不把它整个地接受下来。现代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的统一体；神圣的条约原则，或者说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原则也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体系。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也预示着民众的幸福。为了正确评价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必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现代化是由报纸和收音机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数不清的其他接触所引起的势在必行的过程，战争的风云如何变幻也阻止不了这个过程，就连日本人对新生的中华民族也束手无策。中国今天的抵抗力量就是建立在这种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由人民的现代化所导致的。何以历史不会重演，中国不会被征服，反会同化其征服者，其原因不仅在于日本不是那些属于其他世纪的满族和蒙古族，而且在于中国已不复为一个古老的、一盘散沙似的古老民族那样容易地为满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础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中国人民。而今日之中国人民，在其性格、观点、社会态度、大众觉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1世纪米芾精妙绝伦的绘画和苏东坡炉火纯青的诗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纪后金人对北部中国的入侵，宋徽宗的绘画艺术也不能保障在他作为野蛮侵略者的人质时幸免于死。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熟的艺术和哲学非得要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繁荣保持一致。即便拿破仑仰慕歌德，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德国就不会沦陷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历史记载了粗俗野蛮的汪达尔人颠覆了开化或许可以说是颓废的罗马。19世纪西方对中国入侵之时，中国自身正值腐朽的周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8世纪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昌盛之景已为昨日黄花。人口过剩和贫穷导致了此起彼伏的骚乱，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官场业已病人膏盲。一个世纪前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在交通，在公众事业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强得多。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中国已经是一派可怜景象了。她完完全全处于道德沦丧、经济衰微的状态。成立于1911年的中华民国继承了这个遗产，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倒，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西方的民主统治者惧怕人民，中国君主制度下的军阀统治者还敬畏皇帝，但是现在这些军阀统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惧怕公众舆论。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时那样置西方势力于不顾，早在民国初期的10年内就对中国发起进攻，那末中国早就被征服了。
　　回顾四十年来现代中国在精神上的变迁，你就不能对大众觉悟所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10年之久的稳定政府，但是归根结蒂是得之于西方影响的渗入所给人的启发。新一代受过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学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权里的旧式官吏。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3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崭新的一代意味着崭新的观点，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要归功于人的现代化，最终归因于民国建立27年以来时间的流逝。
　　人们完全意识到所谓进步或许不过是幻想而已。学院和学校的纷纷设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有了比过去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妇女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姑娘们比古代幽居深闺的小姐要有出息；现代豪华的享受和娱乐，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过去的人玩得更尽兴；一个个豪富之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有权利瞧不起那些旧时期的达官贵人；新宪法禁止重婚，并不意味着那些骄奢的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拥有情妇；工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过得富裕一点。看来现代的工业主义会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变革，几乎是刚刚开始迈开顺应新潮流的步伐，贫穷随处可见，农村一片混乱，广大内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还远未走出莽莽丛林。然而，如果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我已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太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民族的遗产，不过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质的体系，是活着的、能动的东西，表现为在一个新环境下对生活的某种哲学态度和对生活的反应与贡献，应该勇敢地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科技、医药、哲学、艺术还是音乐等各方面，中国都不可能游离于全世界的共同遗产之外。她正是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他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为全世界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德国在音乐和科学方面很有成就，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英国在民主体制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规模商业、企业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贡献都必须基于文化的统一之上。现代医学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更不是美国的，医学科学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