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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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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恩债的伦理原则的顺利运用，全靠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看作巨大的负恩债者，自觉履行义务而无怨言。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日本的等级制是怎样彻底组织起来的。伴随着等级制，并被认真遵守的那些习惯，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恩债，以至西方人无法想象。如果把上级看成是善人，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日语中“爱”这个词很有意思，它证明上级确实被认为是“爱”其下属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love”。在上个世纪，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日语中唯一能表达此意的，只有“爱”这个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用了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其实是“庇护”（Paternalism）之意，但在日语中，它的意思则不仅是“庇护”，而是一种亲爱之情。在现代日本，“爱”这个词在严格的意义上，仍然用于对下级，但也许由于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更由于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这个词现在也用于同辈之间。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背负恩债，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寻常。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他们常常谈及“使人受恩”，译成英文，最接近的词句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在美国，“imposing”，含有强求别人的意思。而在日本，“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老等级关系打交道中，受“恩”所带来的麻烦。如果对方只是一个熟人或与自己接近的同辈，他们会对此不高兴。他们宁愿避免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人人熟知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乘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对于卷入“恩”，日本人是十分小心的。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往，那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日语是“気の毒”，原意是为难的感情、难受之情）。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感到为难还要好受一些。因为你从来未想到要为对方做什么事，因此对受恩感到羞耻。”因此，“真过意不去”（気の毒）。“気の毒”这句话有时译作“Thank you”（谢谢。谢谢您的烟），有时又译作“I am sorry”（很抱歉，很遗憾），或者译作“I feel like a heel”（我感到实在不好意思）。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贴切。
日语中有很多类似“Thank you”的说法，表达受恩时的不安心情。其中含义最清楚，并被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采用的是“谢谢”（ぁりがとぅ，有難ぅ），其本意是“这可太难得了”（Oh； this difficult thing）。日本人常说的这句话在这里是说，顾客上门购货，给商店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恩惠，是一种恭维之辞。在接受别人礼物及许多其他场合中也都使用。另有几种一般表示感谢的词句，则像“気の毒”（真过意不去）一样，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主经常挂在嘴上的是“すみません，済みません”。这个词（すみません）的本意是：“这怎么得了呢？”即“我受了您的恩。但在目前经济安排下，我永远无法偿还，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十分感激）或“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抱歉）。譬如在大街上，一阵风吹走你的帽子，别人给你拣了回来，在这种场合用这句话最合适。当那人把帽子给你时，作为礼节，你在接帽子时应当表示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个陌生人现在施恩于我，我却无以报答，深感内疚。我只有道歉，才能稍许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这如何得了）也许是日本道谢语中最普通的。说这句话就是承认：‘我受了他的恩，接过帽子并不能结束此恩，但我却没法办，因为我俩是萍水相逢。’”
在日本人看来，还有一个更强烈表示负恩心情的词，就是“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ぃ”“忝なぃ”（4），兼有“受辱”与“感激”两层意思。日文辞典解释这个词时说：你受到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你不配接受如此之恩，因而你用这个词表示你受恩时的羞愧感。而羞愧（耻），如同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日本人对此极为敏感。日本的老派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顾客买货要求赊账时也说“かたじけなぃ”。这个词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身份低的小姑娘被领主选中为妾时要向领主说“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意思是说：“我十分羞愧，配不上受此恩宠，对您的仁慈，我感到受宠若惊。”同样，因决斗被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要说“かたじけなぃ”，表示“我蒙受如此大恩，简直没脸见人。我不应该如此自作自践，我万分后悔，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上述各种说法雄辩地说明了“恩的力量”，比任何其他概括或总结都要好。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对于这种反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5）在其名著《哥儿》这本小说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幼年是在东京长大的，起初在一个小镇上当教员，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平庸之辈，实在合不来。但其中有位年轻教师和哥儿的关系还不错，他戏称这位新朋友为“豪猪”。有一天，他俩在一起，“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破费了一钱五厘，约相当于零点二美分。
后来不多几天，有位教师在哥儿面前挑拨，说豪猪在背后讲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搬弄是非者的话，马上想到豪猪给的那杯冰水之“恩”：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家伙的恩，实在有损我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了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手的恩，我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之惠，默不作声，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负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头接受别人恩情，那就等于要我付一百万元的回敬。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真觉得等于对他回敬了一百万元。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丢到豪猪的桌子上。因为，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债，就无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即豪猪背地讲他坏话的问题。也许他们会扭打起来，但必须先把那个“恩”了结，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
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过敏，如此易于受到刺伤，在美国只能在染有流氓习气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中才能找到。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也许日本人认为哥儿那种极端举动，在日本人当中也不是那么多吧。那也不过是多数日本人马马虎虎罢了。日本评论家在谈到“哥儿”时，说他是“一个生性耿直，纯似水晶，为正义而不惜战斗到底的人”。实际上，夏目漱石曾说“哥儿”是他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常如此公认。这本小说描绘了一个崇高的美德——受人之恩者应把自己的感谢看成具有“百万元”的价值；只有这样想，并且这样行动，才能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只能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哥儿”在愤怒中，把豪猪的恩和自己多年所受老奶妈的恩作了比较。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溺爱，总觉得他家里没有一个人看重他，时常私下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一下子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如此始终关怀，使我非常内疚。”当老奶妈将三块钱递给他时，他感到“耻辱”，但却当作借款收了下来。然而几年过去了，仍未归还。那么，为什么没还呢？针对受到“豪猪”恩惠的感受，他自我独白道：“那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对于恩的反应。也就是说，无论夹杂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或者像风刮落帽子、帮人拣起之类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我的人，那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就会成为难堪的苦痛。这种“恩债”，不论多么轻微也要感到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不论任何情况，过重的恩都会惹出麻烦。最近，有本杂志的“答询专栏”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专栏，颇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者信箱”。下面的一则答询，毫无弗洛伊德的色彩，纯粹是日本式的。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咨询：
我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16年前老伴去世了，为了儿女，我没有续弦。孩子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是一种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退居到离家二三条街远的一幢房子里。说来有点不好意思，三年以来，我同一个夜度娘（是被卖到酒吧里当过妓女的）发生了关系，听了她的身世，我十分同情，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了身，将她带回家，教她礼仪，安顿在我家做佣人。那姑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相当节俭。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为此而看不起我，把我视若外人。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似乎不知道我和姑娘的事，给我来信让我把女儿送还，说她已经到了当嫁之年。我同她父母见了面，说清了情况，她父母虽然贫穷，却并不贪财图利。他们同意她女儿留下来，权当她已死了。那姑娘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相差犹如父女，因此，我也曾想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是看上了我的财产。
我多年生病，恐怕最多也只能再活一二年。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以前虽一度沦落风尘，但那全是生活所迫。她的品质是纯洁的，她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
负责解答这一问题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这位老人把对子女的恩看得太重了。他说：
你说的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说一下，从来信看，你好像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你所希求的答案，这使我感到有些不愉快。当然，对您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却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们对你感恩戴德，并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这我是无法同意的。我并不是说你是个狡猾的人。不过，你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那么你最好向你的子女们说清楚自己必须和女人共同生活，而不应该让孩子们因你长期独身生活而感到对你欠恩。你过分强调对他们的恩，他们自然会对你有反感。说到底，人是不会消失情欲的，你也不可避免。但是，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们希望你战胜情欲，是因为他们希望你生活得像他们头脑中的理想父亲。然而，他们失望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虽然他们是自私的。他们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拒绝父亲这种要求。你当然是这样想的，而子女们却有另外的想法（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两种想法是想不到一块的。
你说那姑娘和姑娘的父母都很善良，那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人们都知道，人的善恶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眼下没有追求好处，就说他们是“善良”的。做父母的会让女儿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当小老婆？那太愚昧了。如果他们打算嫁女为妾，那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你以为不是那样，那完全是你的幻想。
你的子女担心那姑娘的父母在盘算你的财产，我毫不奇怪。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姑娘年轻，也许不会有这种念头，但她的父母则一定会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
（1）做一个“完人”（毫无私欲而无所不能），彻底同那姑娘一刀两断。这你也许做不到，因为你的感情不会答应。
（2）“重新做一个凡人”（抛弃一切矫揉造作），粉碎你子女们心目中把你当作理想形象的幻觉。
至于财产，你应尽快立一份遗嘱，决定分给那姑娘和自己儿女的份额。
最后，你不要忘记自己已是耄耋之人，从你的笔迹我可以看出，你正在变得孩子气了。你的想法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感性的。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是想让她做“母亲”的替身来照顾你。婴儿没有母亲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我劝你走第二条路。
这封信讲了许多关于恩的道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感受重恩的做法，那他要想改变这种做法，就必须牺牲自己。他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不管他作出多大牺牲为儿女施恩，日后，他也不应以此居功，利用它来“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如果那样想，那就错了。孩子们对此感到不满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初衷，他们“被出卖”了。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为他们牺牲了一切，现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就应该特别照顾父亲——做父亲的人如果这样想，那就太荒谬了。孩子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恩，而“自然地反对你”。
对于这种事情，美国人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以为，为失去母亲的儿女而牺牲自己的父亲，在晚年应当受到孩子们的感激，而不会认为孩子们反对他是“很自然的”。为了像日本人那样看待这件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钱财上的往来，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也有可比的类似态度。如果父亲正式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时偿还本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那位父亲说：“孩子们反对你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烟卷后，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讲到某人向某人施恩时会感到讨厌。至少我们可以对“哥儿”把一杯冰水之恩看得如此重大而会有所理解。但是，我们美国人是不会在这类事件上用金钱标准来衡量的，诸如，冷饮店里的一次偶然请客；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哈齐”的忠诚之类。而日本人却这样做。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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