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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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В�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当然，在最高幸福受保护这个含义上，他们也时常不“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企业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
　　但是，当日本人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能是那种世界所能塑造的野心。但是，等级制绝不是能输出的玩艺。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至极，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以至万分愤慨。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总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对低层的人来讲，不也是很理想吗？于是，日本军事部门接连拍摄了几部战争中的影片，描写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爱情”。比如，痛苦绝望、自暴自弃的中国姑娘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师相爱，找到了幸福等等。这类电影和日本人纳粹式的征服行动实在是距离太远，只能是无用的。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体系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体系。它是地道的日本产品。日本的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当然，因而不加论述。然而，要了解日本人则必须先从论述这种伦理体系入手。
　　注释
　　1　明治维新：狭义的“明治维新”通常指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建立天皇制新政权。本章（标题是“Meiji　Reform”）则指新政权建立后的一系列改革。——译者
　　2　尊王攘夷：以天皇为旗帜，压迫幕府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其实质是要推翻幕府。“尊攘派”大多迅速转变为主张“开港讨幕”的“讨幕派”。——译者
　　3　“改革派”：指幕府内部主张对外国开放、不触动“幕藩体制”，进行温和改革的开明派。——译者
　　4　强大的外样大名：“外样”（旁系、非嫡系），指原来与德川家康敌对，“关原之战”（1600）后臣服德川家康的大名。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西南强藩”为代表。——译者
　　5　收回“版籍”：史称“版籍奉还”。版：领地。籍：户籍。收回“版籍”，则“藩主”不再是领主。——译者
　　6　指“散发脱刀令”，1871年公布。准许自由剪发，废除佩刀，以破除旧习，提倡“文明开化”。——译者
　　7　此处原著及日译本均不确。应为“一次发给相当五至十四年俸禄额的秩禄公债”（自第六年起每年抽签还本付息，三十年内付清）。——译者
　　8　Norman，《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第96页。（此处中译文采自该书中译本：《日本维新史》第97页。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译者）
　　9　指“西南战争”。参阅第26页“西乡隆盛”注。——译者
　　10　金子坚太郎子爵语，见诺曼：《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第188页——日译者。中译者补注：这段译文见诺曼：《日本维新史》第187页注②。金子坚太郎（1853—1942）：福冈藩士出身。187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归国后历任东京大学讲师、伊藤内阁总理秘书官曾参与起草宪法，后位农商务大臣、司法大臣。晚年任枢密院顾问官。——译者
　　11　指制度取调局。——日译者
　　12　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足轻”（步卒）出身。1863年潜赴英国，旋归国参加倒幕，任“奇兵队”力士队长。新政府成立后迅速擢升，担任中枢要职。1871年任“岩仓具视使节团”副使赴欧美考察。后主持制宪。1885年后任枢密院议长、帝国议会议长、内阁总理大臣等。1906年任朝鲜统监。1909年被朝鲜爱国志士刺杀。——译者
　　13　伊藤博文一行赴欧是在1882年。在此五年前，1877年，木户孝允已死，因此，木户不可能承担此任。这里当系金子坚太郎子爵之误。金子奉伊藤之命，率随员中桥德五郎、木内重四郎、水上浩躬、太田奉三郎等，于1889年携英文本日本宪法前往欧洲，征求专家意见，并会见了斯宾塞。见金子坚太郎：《帝国宪法之由来》（收入国家学会编：《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大正八年刊）第40页。——日译者
　　14　斯宾塞（Herbert　Spen？er；　1820—1903）英国著名进化论社会学家，所著《社会学原理》，我国严复译出，名为《群学肄言》。——译者
　　15　斯宾塞这封信，Lafcadio　Hearn在所著Japan：　An　Attempt　of　Interpretation（小泉八云：《试说日本》）中曾引用。——日译者　　Lafcadio　Hearn：即小泉八云。见本书第272页注。——译者
　　16　德川时代称“五人组”。——译者
　　17　著者此语不确。战时日本法西斯统治者利用邻组、村会、町会对居民控制很严。经常开会，甚至要求会前宣读“宣战”大诏，遥拜皇宫。——译者
　　18　部落：贱民及其后裔集中居住的村落。明治维新后，“贱民”的身份虽有法律上被废除，但其后裔（“部落民”、“特殊部落”）仍遭歧视。——译者
　　19　John　F。　Embree；　The　Japanese　Nation（约翰·恩布里：《日本民族》），第88页。由卝纹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
　　20　市町村制：町，相当于“镇”“街”。——译者
　　21　神代：诸神统治的神话时代。在日本，指神武天皇即位以前的时代。神武天皇，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代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即位。——译者
　　22　天照大神：日本神话说，混沌之初，有伊邪那岐命（男）和伊邪那美命（女）两位大神，创造日本列岛，又结合而生诸神。最后生“三贵子”：天照大御神（治理高天原）、月渎命（治理夜之国）、速须佐之男命（治理海原）。“伊邪那”，意思是“招”、“引”。“岐”、“美”，是性别的美称。命，即“尊”。——译者
　　23　相扑：角力，摔跤。祓术：降魔、驱妖之术。——译者
　　24　出自Songs　of　Experience（《经验之歌》）组诗中“The　Little　Vagaband”（“小流浪汉”）中的一节。——日译者
　　25　著者此语不确。战前日本“皇军”并未废除敬语，只不过为避免烦琐复杂，另作规定。《军队内务条令》规定：军人“起居，容貌及语言等须与军事操练相吻合。”由此形成军队特有的语言。著者对“皇军”中“民主”、“平等”的叙述也与实际不符。——译者
　　26　出售官营企业：除资源和盈利特别丰厚的高岛、三池两座煤矿售价高于投资外，24个官营企业中的20个企业投资1400多万日元，售价450多万日元。——译者
　　27　三井家：江户时代特权大商人（“豪商”），经营“吴服”起家，扩及汇兑、高利贷，持续二百多年。明治维新时期支持天皇军倒幕，成为新政府的财政支持者，发展为“政商”、大财阀。——译者
　　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4—1885）。1870年代在当权者支持下成立三菱商会、三菱汽船公司，在侵台战争、西南战争等承包军事运输供应，成为“政商”，又扩及金融、重工业，成为与三井齐名的大财阀。——译者
　　28　Norman，《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第131页，125页，本节均根据诺曼的分析。（中译引文采自该书中译本第130页及126页。——译者）
　　29　据Miraim　S。　Farley；　Pigmy　Factories（《侏儒工厂》）一书所引上田教授的估计。载Far　Eastern　Survey；　VI　（1937），第2页。
　　30　成金：日本将棋中，步卒进入对方阵地就翻个身，成为“金将”，叫做“成金”。类似中国象棋的“过河卒子强当车”。此处比喻暴发致富。如“船成金”、“铁成金”（以船、铁暴富）等。——译者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多少少减弱了讲这句话时的自信。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过去的负债感。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债者。他们那些西方人称之为崇拜祖先的行为中，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而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债。不仅如此，所欠的恩债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所欠的恩债。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必须发自这种负债感。西方人极端轻视对社会欠债，尽管社会给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因此，日本人总感到我们的动机不纯正。在日本，品德高尚的人不像我们美国，他们绝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他们绝不轻视过去。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
　　东西方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讲起来十分简单，但是要想了解这种差异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后果就很困难了。我们却必须了解这种差异在日本的情况，否则既无法理解我们熟知的日本人在战争中那种极端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了解日本人那种在我们看来毫无必要的易怒态度。欠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中文和日文当中都有许多词汇表示英语中的“obligation”（义务）。这些词汇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无法译成英文，因为它们所表达的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日文中相当于“obligation”，表示一个人所负的债务或恩情的词，从最大到最小，都称作“恩”。其用法，可译成一连串英文，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但这些词都不免歪曲了原意。如果“恩”的含义确实是“爱”或甚至是“义务”，那么日本人也可以说“受孩子的恩”，但这种用法在日本根本是不可能的。“恩”也不意味着忠诚。在日文中，忠诚是用其他词来表示的，那些词绝不是“恩”的同义词。“恩”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或者至少是从同辈受恩，那就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不忘记恩”，也可以是一种真诚相待的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教科书中，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记恩”（1），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少年修身课教材中的一段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那个人家里像小孩一样受到疼爱。因此，它那弱小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总陪送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也许不知道，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照例到那个车站，每当电车到站，它就注视人群中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就这样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仍然可以看到那已经长大、衰老的哈齐，每天在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2）
　　这个短故事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正是忠诚。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是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像哈齐对主人那种的赤诚。“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而是指他对母亲所欠的一切，包括襁褓时期母亲的哺育照顾，孩提时期母亲所做的牺牲以及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一切，总之，包括母亲在世时对她所负的一切恩债。“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
　　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债，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对天皇的恩债，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3）、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还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百年来“不忘记恩”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时期，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都强调每个士兵所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他们说，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而全部“玉碎”（全体战死或自杀）也被说成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受恩。当然也接受了父母之恩。这正是使父母有权支配子女的、东方著名的孝道的基础。其说法也是讲孩子对父母欠有恩债，必须努力偿还。因此，子女必须竭力服从父母，而不是像德国那样（德国也是一个父母对子女拥有权力的国家），家长必须尽力迫使子女服从。日本人对这一东方式孝道的解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对于父母的恩，他们有这么一句谚语，译出来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意思是：“自己成了父母，才知道欠父母多少恩债”，亦即双亲之恩是实实在在的，是每日每天对儿女的照顾和操劳。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父辈及尚在记忆中的祖辈。这就更使日本人重视那些年幼时实际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都有一个离不开双亲照料的幼年，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了这一点。就像有位作者所说：“在美国，牢记父母之恩就是要对父母好，如是而已。”当然，没有人能让孩子背上“恩”，但是，对孩子的悉心照料乃是对自己孩提时代所受父母恩债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照顾得比那更好，这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之恩，对孩子的义务只不过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之恩。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债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越重，像是形成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重负，“恩的力量”，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超过本人意愿的正当权利。
　　上述恩债的伦理原则的顺利运用，全靠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