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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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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文；】吏部侍郎【人；】孙承泽推【书；】荐吴伟业【屋；】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吴伟业当时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进退维谷，极为矛盾。所以他在这一段时期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两人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
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书规劝：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认为吴伟业蒙崇祯皇帝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吴伟业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认为吴伟业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可出。
明亡后侯方域曾经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的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此时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正处于无穷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来规劝吴伟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吴伟业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负良友”。
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的，威胁利诱一起袭来，吴伟业不得不在父母泪水中准备出山，同时由于忧郁又是一场大病。“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从这些写于当时吴伟业去北京的路上的诗词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个人的意愿是真的不愿意与清廷合作的。
吴伟业曾经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意思是说他是为了保全母亲而不得不出仕。时人却认为是推诿之词，顾炎武当时堂上也有老亲，却坚持不肯赴诏。自然，无论是气节还是抱负，吴伟业都不能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两位，吴伟业也远远不及。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命运，包括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
吴伟业出仕之前，曾受钱谦益委托调和当时的社事，当时慎交、同声二社积习很深。顺治十年，吴伟业召集两社人等共举虎丘大会，他想集九郡的人才，两社的同志成立一个象复社一样的组织。虎丘大会虽然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裂痕依旧。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极尽嘲讽地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吴伟业出仕后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这其中多少有些对吴伟业彻底绝望的因素在里面，否则时间上不会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给了浙江一户世家子弟，但婚姻并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终无法忘记吴伟业的影子。不久后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则乞身下发，依附于吴中良医郑保御。
郑保御已经年过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亲戚。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名士。他对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极为敬重，特地为她建筑别宫，赠以厚资，使她可以安渡余生。于是卞玉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开始潜心修道，持课诵经，戒律甚严，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余生。她感于郑保御的恩德，用三年的时间蘸着自己的舌血为郑保御写成一部《法华经》，作为对他的报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种缥缈的气质，这样气质的女子竟然无时不体现出毅然和决然，实在令人惊异。她一生颇多坎坷，其为人又心志颇高。她一生中倾心于两个男子，而这两个男子却都深深地伤害了她。命运安排给她太多凌利的冲突，想来除了遁世独立，也别无出路了。
十几年后，卞玉京在平静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郁郁寡欢，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终？卞玉京死后葬于无锡惠山柢陀庵锦树林中。身后每有路经此地者赋诗凭吊，悲悯她的命运。
康熙七年，年届六十的吴伟业来到墓前，以一首极其伤感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为他们的半生情缘划下句点。
吴伟业在北京也不过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心情颓伤。顺治十三年，吴伟业的第二任妻子郁氏过世，吴伟业更是悲叹：“尔死顾得归，我留复为谁？”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足降清，吴伟业也毫不原谅自己，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
同年，吴伟业伯母张氏病故，吴伟业是张氏过继的儿子，所以借机乞假归里，回到家乡的吴伟业已经无意复出。就在这时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吴伟业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与吴伟业有几多相似，侯方域自认为自己的错误无可遁逃，一直处于极为消沉郁闷的状态，年仅三十七岁的壮年而下世。回想当年侯方域的规劝，吴伟业写下：“生死总负候羸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侯方域在《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吴伟业的悔与侯方域的悔几多相似。然而，这两个人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吴伟业从此不复出仕。但对于自己的仕清，他终身悔恨。在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更说：“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这是忏悔的灵魂的呐喊，是吴伟业漂在无尽的黑的海面上的心灵无助的呼告！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这年吴伟业五十岁。他的女婿陈之遴革职问罪，以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势于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举案更是牵连很广泛。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吴伟业写诗赠送悲愤万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政治的翻云覆雨往往是吴伟业这样的文人所没有办法明了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状况吴伟业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责难他也只能苦涩面对。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愿云和尚（即吴伟业的好友王翰国）赠诗一首，责备吴伟业有负入山之约。“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钟声”。愿云和尚曾多次约吴伟业入山，吴伟业以双亲家小为念而拒绝。直到吴伟业死的时候，才遗命家人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总算是践了愿云和尚之约。
晚年的吴伟业专心著述，《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尽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
康熙十年，一代诗人吴伟业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闻其言者皆悲之。
吴伟业在他的最后时刻依然是矛盾的，敛以僧袍，也是无奈的选择。他的本意可能更愿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墓前题字也是一样的心态。
吴伟业在临死时，对他与卞玉京的那段爱情仍然不能释怀，念念不忘那位红颜知己，作了一首《临终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黯然伤神，哀矜至死。
据说连后世乾隆皇帝读了吴伟业的诗后都连点了三下头，“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郁达夫有八首诗咏及唐宋以来各家诗人，其咏先于吴伟业降清的钱谦益云：“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而咏吴梅村则云：“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很显然，郁达夫十分同情吴伟业的遭际，他透过“梅村体”香艳的表象，看到了一颗被痛苦折磨的心。对于同样被胁迫降清、同样知道忏悔的钱谦益，郁达夫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第二章 复社的公子们
【一 秦淮河的风情】
从历史上看来，文明总是从有水的地方来的。且不说生命本身是从水中来，看几个文明古国，哪个又离得开水呢？正如同黄河之于中国、恒河之于印度、尼罗之于埃及……或者缩小到城市范围看，如同嘉陵江之于重庆、府南河之于成都、松花江之于黑龙江、湘江之于长沙、珠江之于广州……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注：据《太平御览·卷170》引《金陵图》说：楚威王见现在的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所以叫金陵。秦并天下后，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为防那里也出个天子，秦始皇派人将连绵的山岗凿断，据说秦淮河就是那次凿山的副产品。』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济门入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舫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舫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后来有人认为明朝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余怀《板桥杂记》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板桥杂记》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熹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注：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的西门，后成为金陵的别称；又因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门，所以也被作为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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