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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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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当时属于唐王朝所建置的安西都护府)。五岁时,随父亲迁居蜀中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因为家境富裕,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这其中有个著名的传说,据说李白最初读书并不专心,他父亲把他送到眉州象耳山读书,他经常逃学。有一次他逃学下山,经过一条溪流,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在溪边的石头上磨舂米的铁杵,心中颇感奇怪,便问老妪磨铁杵干什么,老妪回答说:“磨成绣花针。”李白听了备受感动,从此回到山中刻苦读书。

李白十五岁时,开始醉心于学习剑术。据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由此可以推断,李白的剑术应当相当不错。他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就因为好打抱不平,与一群当地的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还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

李白二十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跟随友人学习纵横术。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在二十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豪放的性格。

开元八年(720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得知,便带着自己的诗文在半路上拜谒,请苏颋予以指教。苏颋当时文名盖世,与张说并称为两大手笔,李白以弱冠之年,敢以自己的诗文求教,可见他已十分自信。苏颋读后,果然大加称赞:“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李白由此而信心百倍。

致仕建功立业是历代文人的最大心愿,中国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最后的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李白受到纵横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着极强的名利心,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少年时正赶上“开元之治”的盛世,当时的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朝廷重视人才,广开人才之路,这更让少负才名的李白激奋不已。他在《别匡山》里这样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这便是少怀大志的李白,一心渴望实现经世治国、辅弼天子的宏伟理想。

不过,李白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希望能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这种思想在李白的许多诗歌中都能得到体现。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李白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可惜的是,“功成”的命运始终没有降落到李白头上。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怀抱“四方之志”,离开蜀中,外出漫游。年轻的李白携带巨金,腰悬长剑,慷慨自负,傲岸不俗。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先是顺江而下,东游金陵和扬州。

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也希望能大展宏图,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普通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终南捷径。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年轻气盛的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诩,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完所携带的巨金。

开元十六年(728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期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这其间,李白广事交游,同时也从事干谒活动,希望通过引荐步入仕途。

李白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好有朋友相助,才没有出什么乱子。之后,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贵族的引荐。当时玉真公主(玄宗之妹)的别馆就设在终南山,经常有文人雅士前去作客,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李白也曾经去拜访过玉真公主。他原来以为来到京师,靠近大唐的政治权力中心,应该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谁知却到处碰壁,未能如愿以偿。于是李白怏怏离开长安,至河南游历。此后,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

『注: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均为唐玄宗亲妹妹,地位尊贵,却虔诚地信奉道教,二位公主都在二十出头的风华正茂时请求出家为女道士。此时当政的唐睿宗不但同意,还下旨为两位公主在长安西北部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这两项工程需要拆毁大量民屋,耗资甚巨。当时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此事提出异议。李乂字尚真,唐睿宗时任吏部侍郎,在选拔、录用、任免官吏时,任人唯贤,评判公正,调用恰当,且不任人唯亲,不吃请受贿,时人谓“李下无蹊径”(意思是说没有后门可走)。尽管大臣们都反对建道观的计划,但唐睿宗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完成了这两项工程,并分别取名为金仙观和玉真观。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的入道,大概是性情上的“性安虚白,神融皎昧”,颇似《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据说玉真公主后来对名道士张果(即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产生过感情。张果听说玄宗想将妹妹嫁给他,立即说:“俗语有言,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呢。”然后倒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毛驴,一溜烟地跑去恒山躲了起来,从此不知所终。

李白潇洒不羁的才气、倜傥风流的性格无疑是极有魅力的。有野史记载说,本已出家当了道士的玉真公主也由此对李白产生了感情。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超脱和淡泊跃然纸上。宝应元年(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七十一岁。同一年,李白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白夫人许氏病逝,李白带领全家搬到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广泛结交,希望能寻找到新的政治出路。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二人一见如故。当时孟浩然正在当隐士,李白很欣赏孟浩然不愿做官的人生态度,专门写了《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赞孟浩然品格像高山一样,仰望不到。当他们临别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全诗中除了叙事便是写景,没有一字书写离情别绪,然而全诗之中,却透露出真切的依依不舍。

其实,孟浩然归隐,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自上次到长安谋官失败后,心灵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感到掉了隐士的身价,失了诗人的脸面,自此心灰意冷,开始有点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国(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之后,李白以梁园为中心,又开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过程中,努力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但此时朝政大权为权相李林甫所把持,国事日非,李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通过反复空吟壮志来抒发这种失落的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据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骑驴入华阴县,县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纸笔,写道:“曾使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县令大惊谢罪。可见李白对长安的那段生活是相当留恋的,对天子曾经的礼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间,李白还曾到长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黄鹤楼,览江山胜迹,本欲赋诗,忽然见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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