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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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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朱棣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

靖难之役时,许多宦官因为惠帝朱允炆对待内臣太过苛严,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宦官们心里都怨恨不已,或与燕王暗通消息,或干脆跑到燕王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庭的虚实。燕王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认为这些宦官忠于自己,慢慢便重用起他们来,太祖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被打破了。之后,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成祖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这是宦官开始涉足外交。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2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是宦官马骐。

成祖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将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成祖朱棣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迁都北京以后,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用来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成祖朱棣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所以让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地位在锦衣卫之上。

朱棣开此先例后,他的后世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

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受到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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