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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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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炭f友善。天宝十一年（752年）四月，野心勃勃的王銲与刑縡密谋，准备率右龙武军万余人发动政变。不料计划泄漏，玄宗让御史大夫王鉷处理此事。王鉷得知自己的弟弟王銲被牵扯进去，便故意缓办此案，只派万年、咸宁两县县尉前去捕其余党。这时，杨国忠率军前去镇压，邢縡亦率同党持弓箭大刀与之格斗。正在酣战之际，高力士率领400名飞龙甲骑赶到，形势急转直下，刑縡在混乱之中被官兵斩杀，余党死伤无数。王銲被擒获，后被杖杀，其兄王鉷受到连累，也被赐死。
王鉷死后，所任之职全部落在了杨国忠身上，杨国忠一时权倾天下，正如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国忠借助机会穷追不舍，多次向玄宗密奏李林甫与王鉷结党营私，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李林甫极为痛恨。在吉温的策划之下，李林甫的亲信萧炅、宋浑皆被借故逐出朝廷，李林甫竟无计可施。在杨贵妃和杨国忠的内外夹击下，李林甫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他实在不甘心，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最后竟然败在一个以裙带关系发家的无赖小儿手里。
不久，形势竟然出现了转机，开始向有利于李林甫的局面发展。南诏侵犯唐王朝边境。杨国忠当时领剑南节度使，应该前去平定叛乱。李林甫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机会把杨国忠外遣。
这也正是杨国忠所担心的事情，他生怕出征在外，李林甫趁机进行诬陷，使他无回朝之机。杨国忠在退朝之后，跑到后宫向玄宗推辞此事，连杨贵妃也亲自出面求情。杨国忠本以为能够推辞掉此事，不料玄宗认为杨国忠出征立下战功后便可封其为宰相，安慰杨国忠说：“卿暂到蜀地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杨国忠无可奈何，只好踏上征战的路途，一路上惴惴不安，始终放心不下长安的局势，生怕有变。因为他很清楚，李林甫在才能和手腕上比他高一筹。
老天爷帮了杨国忠！在杨国忠离开长安不久，李林甫便一病不起。玄宗派御医前去诊治，并赐给李林甫许多美味佳肴。李林甫触景生情，不禁落下泪来。玄宗想看望李林甫，就来到降圣阁上，手执红巾遥望，召唤李林甫。又派快马召回杨国忠。杨国忠见诏大喜，立即掉转马头奔回长安，一路之上如坐春风，和出征时的心情迥然不同。杨国忠回到长安之后，拜见了玄宗，不及更衣洗尘，先到李林甫床前。一见到李林甫，不觉双腿一软跪在地下。李林甫闻知杨国忠前来，企图挣扎坐起，最终没有成功，只好躺在床上接见杨国忠。杨国忠生怕李林甫心有奸诈，不敢抬头正眼看他。只见李林甫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将死之人，我死之后公当入相，请公善待我的儿孙，身后之事就托付你了！”说罢，潸然泪下。杨国忠慌忙推谢，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颇为生动地展现了李林甫、玄宗和杨国忠三人之间的关系，及种种微妙之处。
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在痛苦中死去。在与杨国忠这一回合的争斗中，李林甫失败了，败给了他最看不起的人，或许他死也不会瞑目吧。
翌年正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和安禄山合谋，告发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安禄山还让阿布思部的降将来朝作证说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玄宗信而不疑，“下吏按问”。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怕受牵连，便按照杨国忠的意图出了证言。二月。玄宗决定“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并且还劈开李林甫的棺材，挖取含在口内的珠玉，剥下金紫朝服，另外用小棺按庶人的仪式埋葬。曾经位极人臣的李林甫，只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李林甫做了19年宰相，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他曾召集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顺从不过来，用不着多说话。你们不见仪仗中的马，吃的是三品的马料，但是不能叫，一叫就给牵一边去，悔之何及！”天宝六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之士，有通一艺以上者都可到京师应试。李林甫令郡县严加拣试，报上来的人又让吏部严加复试，结果没有一人及第。李林甫竟然还向玄宗祝贺说：“野无遗贤。”意思是天下能干的人都已经在朝中为官了。唐朝设三省六部，做宰相的通常是五六人到十几人不等，李林甫却排斥他人，独自专权19年之久。
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避难。当时肃宗已经称帝，奉玄宗为太上皇。肃宗每任命宰相等重要大臣，总要派人向玄宗汇报。玄宗闲来无事时，便和身边郎官裴士淹品谈肃宗新任命的这些人物，逐渐谈及以前的旧臣。玄宗评论历任宰相，从姚崇、宋璟以下几十人，都很允当。当时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玄宗已经老糊涂了。裴士淹大概也是这种看法，想不到玄宗还能目光如炬，所以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后来，裴士淹试探问玄宗对李林甫的看法。玄宗愤愤地说：“此人妒贤嫉能，举世无比。”裴士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才问道：“陛下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要任用他？”玄宗沉默不应，表情极为复杂。
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宰相的才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胸襟和气度。李林甫这样妒贤嫉能的一个人，何以为相19年，恩宠不衰呢？固然，李林甫工于权术，以善于“口蜜腹剑”著称于世，为了求官保位不择手段。然而，归根到底的原因，却是在玄宗本人。可以说，李林甫在天宝年间的专权，正是玄宗所要求的。天宝初年，玄宗年事已高，对国家和朝廷中的政事逐渐厌倦，一心想追求享乐。当高力士以防止大权旁落为由劝阻后，玄宗还发了怒。之后，高力士在政事上不敢再轻易表态。由此可见，玄宗的“君王从此不早朝”是对李林甫姑息养奸的直接原因。重要的历史人物，既不能不受当时实际情况的制约，但又能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玄宗不理政事20余年，对朝廷中的大事却依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倦于政事，但并不糊涂，只不过是实在不愿意大力整顿，以免耗费了他沉迷于声色的时间。宰相李林甫独断专权，为天下人所厌恶，玄宗心中相当清楚。但他仍然坚持任用李林甫，表明李林甫有相当的利用价值。李林甫专权时，确实起到了代理玄宗、总摄百官、镇摄朝廷的客观作用。
与裴士淹谈论时，玄宗始终没有提令李林甫身败名裂的反叛一事，可见他很清楚，李林甫仅仅是一个权臣，并非叛臣。李林甫在位期间，迎合上意，杜绝言路，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深为文人士大夫所痛恨。不过，李林甫身居相位，凡事勤谨，处理公务，增修纲纪，各有法度，朝中一般的政事，李林甫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安禄山个人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到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天下人都认为李林甫冤枉。而这些事，玄宗再清楚不过。他对李林甫的感受相当复杂，要评价李林甫，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才沉默不应裴士淹的话。
李林甫诚然是庸相。庸相如同贤相一样，也是应时而生，自有他的价值。只不过，对帝王来说是价值，对百姓和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李林甫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19年来，朝廷上下已习惯于他的强硬控制。他死了，大唐再没有一个能控制全部朝廷的大臣。而玄宗，这个曾经的英主，依旧不想管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由于李林甫大力的排挤，朝中确实没有堪任宰相的人。玄宗已经懒惰了很久了，不想再费心劳力去为大唐选一位能干的宰相。权衡之下，玄宗便选择了一条最省事的道路——任命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这一令皇帝省心省力的决定，无疑将大唐带进了更痛苦的深渊。
关于杨国忠，他连庸相都称不上。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权术，以及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对玄宗个人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才干却根本不能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曾经说过：“我本微寒，以女宠得进，非有功绩。在我有生之年，既然已不可能得到好名声，就只有穷奢极欲，及时行乐！”这话和西汉时主父偃的“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如出一辙。在玄宗一朝中，杨国忠是最该否定的政治人物。他为官期间，只忙于跟两大政敌斗争，一是李林甫，另一个是安禄山。李林甫死后，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安禄山。以一己之忿，无事生非，扰乱朝政。这里不再用专门的篇幅讲述他，在后面讲述安禄山时还会陆续提到。
李林甫死后3年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杨国忠”的名义谋反，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倘若不死，势必还将继续在相位当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禄山势必不敢谋反。而杨国忠，应该继续忙于与李林甫斗法，没有多大机会去撩拨安禄山造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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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禄山的发迹】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小名扎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6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时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20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注：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通常是在边境选取进行通商贸易的地方。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突厥等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必须向中原农业社会寻求畜牧业所无法生产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战争掠夺的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朝贡和互市来解决。』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此后对他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骑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3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带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实际上，玄宗用来反驳张九龄的例子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历史上“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中，王夷甫并没有看错人，事实证明他的确眼光独到。晋朝石勒少年时有大志，曾随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物品，王衍惊异于他的声貌，认为此“胡雏”有奇志。王衍字夷甫，时任太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石勒起兵后，王衍为石勒所俘，甚至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结果为石勒所杀。
之后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立功赎罪，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一片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
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预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300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裴休子相信了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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