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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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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注：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义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家事”从唐朝立国就开始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在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身上。唐朝能够建立，李渊次子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李渊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李世民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起来，联合唐高祖李渊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高祖面前大进谗言。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李世民。李世民的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兵部尚书，最先成为牺牲品，以谋反罪被杀，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了防备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有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不得不被释放，重新回到洛阳。
高祖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将陕州以东划给他统辖，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高祖陈说利害，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没有接受，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恭。高祖下诏擒拿尉迟恭，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恭才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本姓徐，因功赐姓李），二人均表示愿意效力。
武德九年（626）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推荐由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事情紧急，立即入朝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高祖。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次日早朝时再说。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设下伏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正要入朝时，伏兵四起，二人没有防备，均被当场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时，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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