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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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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丈夫登上石阶，来到屋前，眉眼都看清了，蒙淑仪放心了，开了门，冲着丈夫嫣然一笑，多少有些神秘地向阳台上一指道：“有朋友！”
卢作孚走向阳台。
蒙淑仪正要关门，门被碰开，儿子蹦跳着进屋，同时奔向放收音机的柜子前，顺手要打开收音机。这才发现，收音机没了。
儿子四下寻找，蒙淑仪说：“别找了，叫你爸送到公司去了。叫职工听新闻！”
明达问：“爸爸，田汉叔叔来过没有？”
卢作孚答：“昨天刚走。”
明贤又问：“爸爸，老舍伯伯最近来不？”
“怎么啦，明贤明达今天不问田汉，就问老舍，有事吧？”
两个儿子同时拿出手头的剧本，说的是一回事。
“中央大学演抗战戏剧，我演远征战士，想请老舍伯伯指教！”
“中学排了新戏，我演流亡学生，想请田汉叔叔指教。”
卢作孚转头与身后的那位朋友相对大笑：“卢作孚的儿子运气真好！”说着，他闪开身，亮出阳台上那位朋友。
那朋友爽朗一笑道：“不知明贤明达二位小兄的事情，在下郭沫若，能不能帮上点忙？”
为了第二天赶船方便，当晚，卢作孚留郭沫若在红岩村家中住。
次日清晨，卢作孚送郭沫若去嘉陵江边，上民生轮。
分手时，卢作孚笑道：“你养病，去苏俄。我养病，上歌乐！”
“作孚，你这一路走的！哪一天，让我给你写本传记吧。”
“我的传记不好写，哪一天，还是我自己写吧。”卢作孚默默摇头。
一声汽笛，船离岸。郭沫若在卢作孚、卢子英资助下，去了苏联。
卢作孚望着轮船没入晨雾。只一人时，他的眼睛又显得孤独苍凉，不知是想到孤帆远影的朋友，还是想到留在岸边的自己？卢作孚自知，自己的传记还真不好写。卢作孚不知——几时才去写这部自传？
逼宫
“成败关键，在山部队、鹿部队要置一切于不顾，像一头活脱脱的山鹿，不，应该像一头受伤的野猪那样，认准敌人心脏直冲。这心脏，就是支那的陪都重庆。”升旗看上去，真像一头困境欲斗的野猪，认准了仇敌就要冲上前去。田仲第一次看到儒雅淡定的老师还有这样一副面孔，也是最后一次……
这年，卢作孚上了歌乐山，因患脉搏间歇症和肺膜破裂，借金城银行房子疗养。最让卢作孚受煎熬的，是失眠，自述头内轰响雷鸣。蒙淑仪彻夜陪着丈夫，说：“他脑壳像跟枕头两个有仇一样……太用心了，光晓得用，不晓得歇。”
冬天的歌乐山，远没有夏天热闹。泉流变成细细的一股，远了听不见声，近了听，像女孩子说悄悄话。知了不叫了，蛙鼓不打了，蟋蟀不闹了。只剩下两种声音陪伴空山，松涛和鸟鸣。这说的是往年冬天，今年立冬，歌乐山多了种声音，每天清晨黄昏，松涛鸟语中，都会遥遥传来有人背诵英语单词声：“木船，轮船，长江，海洋，空中，作战，……”这声音一开始有些生涩，时断时续，像这个季节歌乐山中几欲断流山涧中石头窝里一小洼一小洼的积水。到了“大雪”时节，一个个单词开始串联为句子，渐渐像冰雪融化后的春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大海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在空中作战，愈战信心愈足，愈战力量愈大，直到新世界集天时地利，使出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懂英语的人，当能听出这声音是在诵读一年半以前，结束敦刻尔克大撤退当天，1940年6月4日，“发电机”计划的总策划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上那篇震撼世界的演讲词的结束语。
这天黄昏，山中更热闹了。一群孩子说说笑笑沿着弯弯曲曲石板路上得山来，是卢作孚的儿女们。礼拜六，从沙坪坝的大学、中学、小学，相约着上山来看父母。
收音机里传出悠扬的美国音乐。儿女们只要一进屋，就忘不了打开它。一家人听着音乐吃饭，难得的和美轻松。
“摆点山下的事给爸爸妈妈听。”爸爸说。
“过节了，三婶给我们每个人一块钱。”毛弟说。
“这钱做什么用？拿给乞丐吗？因为他们非常可怜啊！”女儿说。
“你说乞丐可怜吗？前方将士比他们更可怜，更痛苦呢！”毛弟说。
“爸爸上山养病，还要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给前方将士送军粮，所以说，爸爸也在前方。”女儿说。
“那我们就把每个人的一块钱加起来，买一架飞机，送到前方去。炸日本鬼子。”毛弟说。
“爸爸能不能摆点家里的事给我们听听？”毛弟说。
“可以啊。”
“爸爸为啥学英文？”
“这个问题，你们上个月回家问过爸爸。”
“当时爸爸说，”儿女们笑道，“Thisisa秘密。”
“因为当时爸爸还不会说Secret，”爸爸脸一红，“还是你们提醒爸爸的。”
儿女们没在意，收音机音乐戛然而止，换成了英语新闻，播音员语调远较平时急促……
蒙淑仪发现，卢作孚不说话了，似有点走神，她便说：“吃饭吃饭。这么大一海碗珍珠丸子还塞不住你们这五张嘴！”妈妈夹一个珍珠丸子给爸爸。
“爸，问您呢！”嘴里塞满珍珠丸子，儿女们照问不误。
“珍珠……”爸爸皱着眉头说。
爸爸依旧盯着桌面以外，大家跟着望去，这才发现他望着壁炉上的收音机。
妈妈也发现爸爸所说的不是丸子，“珍珠？”
“珍珠港。”
“珍珠……港？”
“大轰炸！”
儿女们这才看出，爸爸一直在听收音机中的英语新闻。
“谁轰炸谁？”蒙淑仪刚问出，见卢作孚起身，望着收音机，说：“罗斯福演讲！”
收音机中，播音员预报的声音，换成罗斯福的声音。
卢作孚听了，告诉蒙淑仪：“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
卢作孚停了停，收音机中，罗斯福的声音变得高亢：“我请求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已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对日宣战了！”卢作孚告诉蒙淑仪，“这一来，中国打赢日本，就会快些！”
“早就巴心不得了！”妈妈说。
“爸爸，你的英语，几时学会的？”儿女们大为惊喜，同声问道。
一个月后，1942年初，卢作孚病初愈，即向国民政府提交辞呈，辞去交通部次长公职。
1944年，大后方喊出一个口号，让千百万青年热血沸腾：“十万青年十万军”。
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这口号是写在横幅上，悬在参军报名处的上空。明贤挤进报名队伍，却被一个人硬生生抢在他前面，还笑道：“明贤，你就免了吧，你想想，你是谁的儿子？”
明贤一愣，被更多的后来者挤出队伍。明贤想了想，买下一份报纸。报纸头版有张照片，参军青年正在游行，队前打着横幅：“十万青年十万军”。
明贤回到家中，隔窗望见，爸爸正在书房灯下读报，妈妈扶着爸爸的肩膀听着，爸爸说了句话，妈妈点头，爸爸看妈妈点过头，提笔在报纸上写下一行字，妈妈看爸爸写的字，又点头。明贤进了屋，跟妈妈打过招呼，进了爸爸书房，将报纸头版摊开在桌上，刚好压住爸爸的报纸，说：“爸，今天的报纸。”
“唔。”爸爸看着报纸，随口读出：“十万青年十万军。”
“今天，中大教育长朱经农在学校传达了征调文件。”
“唔。”
“儿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唔。”
“儿子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
“唔。”
“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唔。”
“儿子想参加远征军！却……”
“却……什么？”
“怕爸爸妈妈不批准。”
“爸爸说不了么？”
“爸爸、明贤，出来吃饭了。”妈妈来到门口。
“妈妈说不了么？”爸爸回头望着妈妈。
妈妈摇头。
爸爸从明贤的报纸下抽出他先前看的报纸，放在明贤的报纸上。明贤看清了，正是与他带回家的完全相同的报纸，在“十万青年十万军”横幅下，爸爸写着一行字：“明贤若志愿从军，父母完全支持。”
“北碚的豆花土沱的酒”，小三峡乃至重庆府，这句老话无人不知。自抗战大撤退，北碚成为大后方重镇以来，更是传遍四方。
土沱酒，非浪得虚名。土沱全称水土沱，是嘉陵江小三峡一带水土俱佳的好去处。当地盛产红高粱，“过赤如桑椹，光亮过之”，最是酿酒的好料。更有一股好水——“九龙山泉”。料好水好，皇天后土所赐，自古好酒的川人，自然不会辜负！便有杜康的弟子，泸州老窖的传人在此建酒厂，于是捧出这与北碚豆花齐名的土沱酒。
宜昌大撤退过来的一个化学家孔右工，自身就是个酒类爱好者，他投在西部科学院门下，亲自去土沱化验了，又是去源头取水，又是向地底挖泥，忙活了几天下来，郑重其事宣布科研结论：“九龙山泉微酸，最宜发酵糖化造酒，又检验出土沱酒窖泥中富含各类有益微生物达数百种……”孔右工说得满嘴里白泡子翻翻，酒厂师傅徒弟听得恍眉恍眼。孔右工不得不解释微生物，“莫看它小，它在酿酒中的作用可是比鬼子大轰炸扔的炸弹还大。”酒厂的人就开始打瞌睡。孔右工偏是个说话从不看人脸色的角儿，非要把学术论文念完，最后一句是：“土沱酒窖中微生物含量，几乎可与1573年建窖的泸州老窖相比，因此……”还不等孔右工将因此说完，下面黑压压跪倒一大片，酒厂老师傅带着大小徒弟磕起响头来，连呼：“化学！全国最好的化学！先生光挖了酒厂一小坨泥巴放在小瓶瓶里头就看出酒厂来路！”原来这土沱酒当真得过泸州老窖真传，中国酒业于酿造技术一门上，从来是不著文字，口口相传，土沱酒师傅更是向外人隐瞒了自己来路，“却不料被化学化出来了！”酒师傅一叹，当即聘孔右工为本厂化学顾问。孔右工大喜过望，当场说断：“聘金分文不取，终身喝土沱酒管够不拿钱。”后来孔右工在这厂里，人称“孔化学”。
最受用土沱酒的未必是孔化学。傅抱石撤退北碚，画兴更浓。大师无酒不画，铺纸之前，每每命还是个娃娃的小公子傅二石出家门拐个弯去金刚坡沽酒。多年后再读傅抱石当年画作，须是他自己满意的画作，往往能见到一方闲章“往往醉后”。傅二石多年后作文还说，“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就是到店铺里给他打酒。”不用说，打的是土沱酒。
丰子恺三餐离不得酒，胜利后离渝回浙江老家，最记得的还是“渝酒”，称“熏熏然乐而忘忧”。
五千年一路数下来，中国文人，几个无酒？至于打抗战年头，文化人撤退到陪都到北碚，原以为有个安身之所、能与国人共谋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足矣，谁料想，这西部边鄙小乡镇，居然还出酒。
西人喝酒每每无菜，国人无菜不大喝酒。大撤退回来的人，发现北碚有“土沱酒”，已是出乎意外。接下来，发现北碚不光有酒，而且有菜，更是喜出望外。打抗战，尤其是遭遇大轰炸，米都吃不上，哪来的下酒菜？现成的，北碚豆花。北碚豆花与土沱酒，共有一个好处——便宜。管你有文化无文化，囊中羞涩，也敢买醉，自然成了寻常人、文化人一同追捧的爱物。
常人酒后多话，谓之“酒话”。文人酒后多话，谓之“酒文化”。酒话谁不厌烦？酒文化却能说得来天花乱坠，听得人云里雾里。譬如说酒的好孬，酒话说：“这个酒不麻舌头，不刮起喉咙管”——是说好。“老板，你那坛子头冲了好多水哟？”——是说孬。“酒文化”则说：“苦为上，酸次之，涩犹可，甜斯下矣……”一听就有文化，听得来刚下肚的酒也有了文化。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土沱酒献身在前，先自过了四方文化人的瘾，文化人却也饮酒思源，投桃报李，让它在文化中扬名四方。一部抗战文化史，说严肃的，唤醒民众、共御外侮，杜鹃泣血，声泪俱下！不过，掩卷遐想，知当年细节者，或能从青史中嗅出一缕淡淡的红高粱土沱酒气。
严格说来，“苦为上……甜斯为下”之类，还够不上“酒文化”，顶多算有文化的人评酒。乐大年便是这样评酒的。卢作孚无酒，不谙其中苦酸涩甜，更何论上中下，听了，却冲着乐大年揶揄一笑，说“斯为下矣”。被他这一笑一说，乐大年晓得了，自己这样说话，不算一个真资格的文化人，在老友眼中，充其量是个美食家。头一样，自己一开腔不离之乎者也，便落了俗套，合川举人、大足举人那个时代的俗套。抗战中国的文化人，为唤醒四万万同胞，早就满嘴大白话。满嘴大白话，还能透出有文化，这才叫抗战文化。
还回到一个“酒”字上，前天在“永远长”豆花店中喝酒吃豆花，邻桌一个穿西装的青年，端起一碗酒，脱口而出：“藏在坛中，你比水还静，一碗下肚，你燃烧起火一样的激情。”说罢，一饮而尽。听他那北国口音，抑扬顿挫，铿铿锵锵，像京剧武生的念白。那青年隔桌一个穿长衫的长者，慢慢地啜着自家碗中的酒，染了川味的老北京口音，说出一句话来：“豆花酒，好朋友。”长者把“北碚的豆花土沱的酒”更加简化，虽只六字，却听得那青年慨然泪下，当即移樽就教，端酒碗坐向隔旧，与长者攀起话来，酒没喝完，青年与长者交了朋友。乐大年当下明白过来，人家一句大白话中，就包藏了两层意思，其一：国难当头，往日最便宜易得的豆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成了好朋友。其二，同是天涯沦落人，寄居北碚，凭这豆花下酒，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妨做个好朋友？后来长者与青年喝干了酒，连同豆花窖水一同干了，把手同行，出了“永远长”，那青年借着酒性，有一句无一句唱出一支歌来：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豆花土沱酒啊好朋友
我仿佛闻到故乡二锅头的芳香
乐大年便也借着酒劲胡乱猜想——那青年莫不是端木蕻良，那长者只怕就是老舍先生了？早知如此，也该端了酒碗拼到那张桌上，跟二位交个豆花酒好朋友，下回再见卢作孚，也显见得自己有点酒文化……
昨天乐大年碰上卢作孚和蒙淑仪，乐大年果真把这话讲了。卢作孚听了又是揶揄一笑，说：“大年兄当真不满足当美食家，要研究酒文化，明天一大早，民众体育场就有酒文化！”闲话两句，乐大年道一句：“魁先、蒙小妹，走了。”卢作孚笑笑，蒙小妹还跟当年一样软语款款地说：“大年哥哥慢走。”乐大年就走了，几十年来，他对这两口子一直不改当初称呼，在他眼中，这两人一直是当初自己搓合他们成亲时那个样子。看这两人散步，不像新生活的那些人挽着腰牵着手，蒙淑仪总是有意无意落后卢作孚半步，却又亦步亦趋从不挪下三步之远。乐大年每回看着都乐，常调侃说：“魁先，从我们蒙小妹下嫁给你，你们小两口就是这么夫唱妇随。”卢作孚每每一笑，蒙小妹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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