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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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后，纳粹德国陆军上将蒂佩尔斯基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及敦刻尔克战事：“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

战败后，日本防卫厅出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反省“宜昌作战”：“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江歌

宜昌大撤退，中国人保住了工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命脉，他们正在经营大后方，关键仍在交通。自古四川唯一出路扬子江被我拦腰截断。可是，川江、金沙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光是重庆境内，长江的一级支流和二级支流便多达374条！

一江春水向东流。

卢作孚于年底完成宜昌大撤退最紧急四十天行动后，回到生他养他的嘉陵江边，从他搏杀与抗争的大三峡，回到他开拓与建设的小三峡。“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记者问民生公司经营现状，卢作孚如此作答。

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的黄昏，卢作孚从老峡防局走出来。家已迁到北碚，走过九口缸那条街时，迎面有人问：“宵夜没得？”

“正回家赶晚饭吃。”卢作孚一抬眼见是“九条命”，多日没见，须发皆白，脸皮子却细嫩得像自己的小儿子毛弟，笑得跟毛弟一样的欢喜。卢作孚赶紧站下，作答，“您老人家宵夜没得？”

九条命没听见，只扬起手头长烟杆一指，便扬长而去。他耳背。卢作孚暗自欣慰。听说老人耳背多半长寿，当年打整他老人家门前九口缸时，他已百岁。这一来，整整十年又过去了。还望他再多活些岁数，看到打赢那一天。九条命烟杆指的是民众体育场方向，卢作孚知道他是去看每逢周末都不免打一场的北碚各单位篮球友谊赛去了。刚才从老峡防局土楼里出来，四弟说，今晚是“天府煤矿”对“大明染织公司”，还说孙越崎和刘国钧都要到场为自己的球队助阵，四弟说：“二哥你也去嘛，我们去给他们拍巴巴掌。天府那边有个高汉，挨边有一米九！三大步上篮时，手指尖都挨得到篮圈。”卢作孚今天下班没敢多耽搁，就是为了回家赶了晚饭，带着蒙淑仪与明贤、明达、晚春、清秋，抱了毛弟，和四弟一起去。抗战打响，四弟分明是当“中将”的料，却听二哥一句劝，屈就峡防局长，北碚区长，经营这一方乡土，卢作孚实在感激。不过给哪个队“拍巴巴掌”，卢作孚还没想好。“大明”和“天府”，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

卢作孚听得汽笛声，他知道这不是从嘉陵江江上，是从对岸。今年以来，北川铁路小火车来来往往，比往年更见闹热——宜昌荒滩上，与孙越崎“签订”那一份口头合同，回来后，孙越崎信守合同，将民生公司运送回重庆的中福煤矿，与天府煤矿合并，扩建后的天府煤矿，为战时陪都重庆提供了约百分之五十的燃料。孙越崎与卢作孚这才偶然发现，两人同龄。

穿过公路隧道，见平地冒出了一家新工厂——国难当头，卢作孚与刘国钧也只是“签订”下一份口头合同，卢作孚急刘国钧之所急，用民生公司轮船将其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迁回重庆。大成企业与卢作孚兴办的三峡染织厂，在北碚文星湾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两强联手的大明染织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大后方纺织染齐全的著名实业。（六十多年后，香港著名实业家、大紫金勋章获得者查济民回合川投巨资办厂建设，被人问及为何要这么做时，查济民忆起当年这段往事，说：“合川是卢作孚先生的故乡。卢先生是我一生最为敬佩的人。自己深受合川人卢作孚的言教身教，这次能为合川人民做点事，是自己的光荣。”70年后，2008年，孙越崎的长子告诉卢作孚的后人：“我父亲说的，卢作孚是他最好的朋友，不是之一，是唯一。”——这是后话。）

今晚民众体育场，“天府”与“大明”两队遭遇，自己该给谁“拍巴巴掌”呢？卢作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淑仪不是老说“我陪你”么，今晚球赛，她爱给谁拍巴巴掌，我跟着拍不就是了么？

“作孚先生一个人悄悄笑什么呢？”卢作孚正自以为得计，乐了，听得对面有个女孩子笑盈盈问话，虽竭力想说川话，但仍改不了黑龙江人的卷舌音。

“萧红一个人走着，构思什么小说呢？”卢作孚反问。

“我没构思，他才在构思！”萧红回头，抬手一指。

“端木你好。”卢作孚一看，萧红身后几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低头慢行，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摇摇头，不满意，又重新念叨。卢作孚高兴地招呼道：“从夏坝过河来啦？”

“是，是，作孚先生好。”端木蕻良用浓厚的辽宁口音说。复旦大学撤退后，被卢作孚安置在北碚，嘉陵江对岸的夏坝。同是去年撤退到大后方的端木蕻良现在复旦新闻系任教。

“吟诗呢？”卢作孚早知这位二十出头就以处女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名世的青年与妻子萧红一样，是抗战文坛的新星，便问。

“不知道算不算得诗？”端木红了脸。

“别老是一个人悄悄念，念出声来作孚先生听听！”萧红道，又转过头对卢作孚，“还说不是诗呢，刚得几句，就先把诗名取好了，叫《嘉陵江上》。”

“哦？”卢作孚一听更来兴趣，望着端木。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端木念叨着，不时抬眼看卢作孚。

“好哇！”卢作孚低叫道，“下面呢？”

“刚才陪她从夏坝过江，”端林蕻良望着萧红，“从江边一路走过，我忽然看到映在江中的小三峡的山峰，这江，这山，美得令人惊艳。这就是我中国的‘江山’啊！我再看到我和萧红的影子照在江心里，正好像照在松花江上一样；我和萧红的泪水滴落在江水中，正好像滴落在松花江中一样；我就想到，如果我的歌声回荡在江边，不也好像回荡在松花江一般……”

“下面呢？”卢作孚催促道。

“卢先生散步呢？”正这么说时，身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走过，用地道的湖南口音招呼道。

“贺先生从草街子过来啦？”卢作孚应道。

“明天没课，明早赶卢先生的轮船去重庆去中央电台，前些年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和去年新写的《日本的兄弟哟》都要重新录音，我还约到了重庆的女中音歌唱家洪达琦……”

“船票到手了么？”

“还没呢，明早上船前再买，能买到吧？”

“明早贺先生只管上船，我让他们把票送到你手头。”卢作孚与贺先生握手作别。

“这位贺先生是……”望着贺先生背影，端木道。

“北碚沿江上行几十里，草街子，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音乐教授。”

“敢问贺先生名字？”

“贺绿汀。”

“给八路军写《游击队歌》的贺绿汀？”端木蕻良低叫道。

“就是他啊。”卢作孚不明白端木蕻良为何会这么兴奋，急着回家赶晚饭好带全家去给“天府”或者“大明”拍巴巴掌，卢作孚告辞了。

山花开满小三峡的时节，卢作孚赶民生轮下行去沙坪坝，为罗家伦“中大”新校址看地皮。刚出峡口，过白庙子，船上一队东北口音的学生唱开了。船上路上，流亡学生唱救亡歌曲，这年头，是常事。东北学生，最爱唱的就是《松花江上》，可是，今天他们一开口唱出来却是另一支歌：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

第一句就听得耳熟，卢作孚想起了北碚路遇萧红与端木的那个黄昏。接下来，学生娃唱得却不一样：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去年冬天在宜昌，还听他们唱过《松花江上》。今年春天，歌声变了。谱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说，“我是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学生娃在嘉陵江上唱出的这支歌，却是把哭坟的腔调变成了掘坟——给那些让中国人哭坟的人掘坟。

老北碚没人记得，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北碚民众体育场的单位篮球赛是“天府”还是“大明”哪个赢了。老重庆——这个概念在抗战中当然包括了所有大撤退来到大后方这片土地上的下江人、东北人，工人农人军人商人学人文化人——却大都记得，就在这年阳春三月，在大撤退的第二个年头，嘉陵江边唱出一支新歌《嘉陵江上》。这支歌，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音乐招待会上首次演唱，曲终，在重庆的抗战知名人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带头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周恩来握着演唱者洪达琦的手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

卢作孚是在嘉陵江上听到《嘉陵江上》的。“九一八”之后第八个年头，“七七”之后的第三个年头，经过当初的大流亡、大败退，到后来的大撤退，国人心态已于不知不觉间发生巨变。日本人开仗以来，中国人以江河为名的歌不在一二。同是以江河命名的歌，同样的年头，《黄河谣》在延安唱成了《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唱成了《嘉陵江上》，悲歌唱成了战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唱成了“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听说，谱写《嘉陵江上》的贺绿汀，曾失足落水于嘉陵江中。地点在由北碚去重庆途中，沙坪坝磁器口堆金石江段。

嘉陵江，像一根牵扯了一千里的细细的长线，从分水岭秦岭南坡……流过合川，流过北碚小三峡，流过重庆沙坪坝磁器口。码头上，包白布包头的四川民工铁抓钩抓起沿江漂送下来的木料拖向岸边。

“罗校长对这块地皮，还满意吧？”卢作孚与罗家伦由码头石阶拾级而上。民工哼着号子，扛着刚捞起的木料超越二人。罗校长笑而不答，只抬头望岸上高处。雾中，临时建筑群中，有青年学生朗朗读书声传来，听腔调，是一段古文。再向上走几步，又听得古文声被英语朗读声取代。那里是中央大学新校址。“学生们太满意了。撤回来不过一年，又开课了！对了，同学们委托我来邀请卢先生到中大演讲。”

“我怎么能到大学演讲，我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作‘小学博士’的人。”卢作孚脸一红，笑道。

二人正说着，听得牛叫声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声音莽撞，竟压过了学生读书声。雾中依稀可见，一只木渡船，两个刚从梯田小道走下的白布包头的老农民颤巍巍地赶着牛上了渡船。

二人走进中央大学，不断有扛木料的民工从他们身边超越，另有校舍群，在兴建中。不同教室中，学生用不同语言朝读。动物饲养区那边，鸡鸭猪羊叫闹声一片。

罗校长说：“连人，带珍稀动物，凡能撤下来的——好一个‘鸡犬不留’！”

一声牛叫，盖过所有的动物叫唤。卢作孚想起了当初“中大”南京撤退那一天，两头奶牛脖子上的铭牌，他不太熟练地用英语念出：“NW1，NW2……”

罗校长：“体积太大，过重，行动迟缓的动物，中大只好扔下。那两头荷兰新品种奶牛，或是饲养员赶回家去，或是……宰了。”

牛叫再起，二人这才听出，这叫声不是前面饲养区传出，而是从身后。二人相视一愣，同时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一头牛从雾中慢条斯理地走来，渐渐看清，它花色分明，正是去年南京中央大学的那头大奶牛。胸前铭牌犹在，依稀可辨：“NW”……两个白布包头的农民，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相互搀扶着，远远跟在牛后。牛来到罗校长、卢作孚面前，站下，报到似的，冲他俩一声叫。罗校长抢上前，迎住两个农民，握住二人的手，望着满面污垢的两张脸说：“老乡！大爷，大娘，谢谢你们。太谢谢了。中大的这头奶牛，你们是从哪儿找到、赶回来的？”

农民大爷叫一声：“罗校长！”

大爷身后，大娘叫一声：“罗校长。”

二老的声音还是孩子！罗校长愣了：“你们是……”

大爷解开长长的白布包头，露出一头少年人黑发：“罗校长，我是中大喂牛的石柱儿。”

大娘解开长长的白布包头，露出一头少女秀发：“我是跟石柱儿一槽喂牛的莫愁。”

罗校长惊道：“你们，走回家的？”

石柱儿说：“牛也是走回家的。”

卢作孚说：“从首都走到陪都。开着仗呢，两个娃娃，赶回一头牛。”

石柱儿委屈地叫唤：“本来是两头的！”

莫愁委屈地叫唤：“还有好多小鸡小狗！”

石柱儿说：“炸死了。”

莫愁说：“饿死了。”

卢作孚又问：“你们两个呢，吃啥？”

莫愁小手一指奶牛道：“它吃草。”

罗校长说：“卢叔叔问你。”

莫愁答：“我们吃牛吃过草挤的奶。大奶牛一天挤好多奶……”

石柱儿乐了，“吃不完，我们就卖。卖了钱，做盘缠，赶路。过宜昌那一片荒滩河坝时，有人想买它和它妈妈，大把大把的银元。”

莫愁插话：“我和石柱哥哥才不干呢！”

牛抬眼瞪着人。

罗校长说：“只要这头大的良种牛还在，中大保证繁殖出大的、小的一大群荷兰NW良种奶牛。”

卢作孚说：“对，中大农学院有这本事！我在四川早想改良物种，被一帮前清遗老遗少拼命反对，这下子，大后方有了中央大学，有了六畜良种！”

人说话时，牛顾自走向饲养区，它听得那边有同类呼唤。石柱儿轻轻一唤，牛站下，回到人面前。莫愁轻轻一抚牛头，牛跪人前，她托起牛胸前铭牌，用手一拭。罗校长与卢作孚看清了——NW2。

卢作孚惊道：“去年南京中大那头小牛，长这么大了！”

石柱儿再一声唤，雾中走来一头小牛，模样跟一年前南京中大那头小牛一模一样，一到NW2跟前，就朝它肚子下拱。饲养区动物叫声大作，牛辨得其中牛叫，起身，向卢作孚与罗校长走来，二人赶紧分左右让开，小牛追着大牛，摇头摆尾，走向饲养区，没入雾中。

卢作孚叹：“没见过这样的大撤退！”

“11月3日攻陷首都，中大饲养员们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向湖北，到宜昌……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荷兰牛、英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到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路上它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到了重庆。我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三十多年后，罗家伦在台北回忆此事，写下《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离开中央大学，卢作孚去南开中学。张伯苓1936年在重庆创办的南渝中学，去年已更名为南开中学。

“当今中国名校，集中于四坝，你晓得不？”

“哪四坝？”

“你我脚下的沙坪坝，小河上行几十里的北碚夏坝，大河对门子的江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