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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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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鲁/张湛昀【三册完结】
【由。。【】整理,】
卢作孚(上)
致读者 岁月没有志趣,历史没有洁癖
一个倒骑小毛驴的老头儿,一路黄沙,蓬头垢面,看不清眉眼,身上那件褐麻布衫,早已辨不出本色。老头儿却懒得抖去布衫上的风尘,只管蹒跚独行。小毛驴蒙了双眼,只顾前奔,不管前路,更记不得来路。老头儿却把去向归宿全拜托给了胯下的畜生。老头儿如此信得过它,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畜生的命比老头儿见过的所有人的阳寿都长。
我正走在这条道上,听见蹄声得得,偶尔抬眼一瞥,从背影认出了老头儿和他的毛驴——不知哪年哪月起,见过这一人一骑的人们就管老头儿叫“历史”,管毛驴叫“岁月”。这一回,就近这一瞥,我看出了他俩的个性——岁月没有志趣,历史没有洁癖。
小说另有怪癖,偏爱传奇。从茶馆说书的话本,到当代流行小说,不知塑造了多少传奇人物。理由很简单:因为传奇,人最爱看。
小说中传奇人物又分两种:一种是小说家脑袋瓜里想出来;一种是人世间本来就有的,小说家只是将其写得更加传奇。其实人世间还另有一种人物,活鲜鲜天生平实,后来一生做成的一桩桩事,人人亲见,人人受用,便称之为“建功立业”、“丰功伟业”。又因这种人做起事来虽然平平实实,但做出事来每每令人匪夷所思,事成之后,很难想象一个常人竟能做成这样的事,便称其事为“奇迹”,称其人为“真实的传奇人物”。过往百年的中国,这种人何止一二?一旦遇上这种人,小说家只消照原样实录下来,便自成一部今古传奇。怪只怪没有洁癖的老头儿骑着没有志趣的毛驴,只顾了埋头赶路,眼睁睁让一路风沙,将多少真实的传奇人物掩埋在路面上的蹄印里……
其实,“历史”骨子里最爱的恰恰是干净。这老头儿连停下来掬一捧路边泉水洗把脸的工夫都舍不得,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早知道,就这么骑着胯下的“岁月”不紧不慢地赶路,走上个百十年,总会遭遇一场瓢泼大雨……
好雨知时节,百十年不遇的这场雨,让我遇上了。
雨后,路前头那一方天空拱出一道七彩的虹,一轮红火大太阳正蓄足了劲要冒出头来。老头儿一张脸洗刷得清清爽爽,依旧鹤发童颜,一身褐布衫冲刷得干干净净,跟刚穿上身时没啥两样。我这才看出,这老头儿原来是披褐怀玉,那毛驴踩下的那一长串蹄印中竟有深藏偶露的天机。就在此时,一个百十年难遇的“真实的传奇人物”活鲜鲜出现在我眼前的这条道上。于是我赶紧用小说写下来,理由很简单:一要对得起我,二要对得起你。
小说书名就用了这个人的人名。如果一定要效仿前辈同行,在扉页上写下“谨以本书献给”某,那就第一献给你,最后献给他。
张鲁 张湛昀
2010年1月1日
代序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读完由张鲁和张湛昀两位作者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卢作孚》,我们像是攀爬了一座奇伟雄峻的大山。如果说,这座大山是由小说主人公卢作孚和他的同道们,用其血肉之躯和赤胆忠魂创造的无数奇迹堆积起来的宝藏,那么这条通往山顶无限风光的崎岖之路,便是两位作者不辞艰辛,用生命之笔一步一个台阶地开凿出来的。
这部小说是一部典型的传记小说。作为传记,它几乎囊括了卢作孚短暂却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小说,它在艺术结构、情节悬念、戏剧效果、地方特色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尝试和突破。
卢作孚只活了59岁,却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与他有关的人物,上自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与他相关的事件涉及中外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党派、帮会。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十大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卢作孚名列榜首。评语认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在世时,郭沫若先生曾表示想给他写传。卢作孚婉言辞谢:“我的传记只能由我自己来写。”大抵也是因为他的传记确实不容易写的缘故。
要写好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平,与卢作孚同代的大文豪都难以做到,何况作者还是隔了两代的人,而且写的又是小说,需要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与卢作孚有关的文献资料、素材可谓堆积如山。是通过认真搜集、阅读、消化、吸收、筛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还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移花接木、拼凑粘贴,凭空杜撰出一部“戏说”,无疑是对作者敬业素质的一大考验。两位作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两年多来,他们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不仅啃完了一座座资料大山,还克服重重困难采访了相关的家属和亲历者,查阅了尘封多年的档案;为了写好“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悲壮场面,他们曾冒着严寒酷暑三次到四川大邑县的抗战博物馆参观,每每悲泪慨叹;从而占有了大量一、二手资料,有了宽广的历史视野,为塑造好卢作孚这个主人公以及书中的其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故事情节有关的史料,都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比如来自台北国史馆的数封卢作孚与蒋介石的往来信件、作者独家采访的卢作孚亲属和友人的口述回忆等等。书中写到的与卢作孚有关的传奇经历和历史事件,几乎全有出处;卢作孚在各种不同场合的演讲、对话、文章、书信,其核心内容都有证可考。
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卢作孚为了开阔北碚市民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眼界,特请航空公司派飞机免费到北碚上空飞一圈(当地人戏称“刹一脚”)。航空公司不仅应约前来,而且还多飞了两圈。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灵感,正是作者读到《卢作孚文集》中一篇文章的“偶然”发现。而小说中的卢作孚借此机会,指着一幅巨大的四川地图,对满场民众宣讲的一段话:“这是一幅普通的四川地图。我们站在地面上,就这么看去,会对四川的真实大小得到错误印象。它那山岭重叠、绵延起伏的地形使它具有比地图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土地。同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中原比,它的面积却要大些……”则来自于卢作孚在抗战末期写的一篇佚文《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把这两件真事“串联”在一起,当然是虚构,但因其有真实的基础,便使艺术的虚构有了不一般的魅力,又因为艺术源于真实,方使真实具有不同凡响的感染力。
小说中,有卢作孚弟兄二人因触犯了“言论罪”,被合川县长投下死牢,命在旦夕,终因卢作孚一篇《告全县人民书》赢得民众声援得以解救的故事。这件事是真的,但小说中的《告全县人民书》却是虚构的。凭两位作者对卢作孚的透彻了解和文学功底,要虚构这篇千把字的文章应该易如反掌,然而这篇千字文来得却很不容易。当作者从亲人回忆录中得知这一素材后,便很想找到这份名噪一时的文献,于是遍访了有关亲属、知情人、卢作孚家乡的老人,查阅了合川地方志和有关报章杂志。“哪怕是找到一两句话也好,我们可以用来做个‘药引子’。”最后尽管这个“药引子”没找到,但潜移默化在他们心中的卢作孚的精气神这个“药引子”,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一篇精彩绝伦的“救命书”应运而生,并且显示了作者的古文功底。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卢作孚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醉如痴,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更深刻而浓厚。只要社会变更了要求,人就会变更了行动。
小说作者把它用在了卢作孚对北碚青年的培训中,这何尝不是两位作者的自身写照。我们沿着两位作者开辟出来的这条人生之路往上攀登,既看到了残枝败叶、雷鸣电闪、风刀霜剑、毒蛇猛兽;也看到了匪巢建乐园,穷乡成宝地,天堑变通衢,硝烟化彩云,天国落人间……更看到了包括两位作者在内的人性、人格、人心的大德与大美。梁漱溟先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位作者立足于真实和天职,为读者奉献出的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教科书。
尽管这部小说具有相当可信的真实性和浓厚的传记色彩,它首先还是一部小说。正如作者所言:“史家记下的是正史,小说家写下的也不是野史。小说写下的与史书记下的,同是信史。不过,史书记下的是一个国家堂堂正正的历史,‘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偏爱的,偏是史书大脉络大经纬无暇顾及的、可闻可见、可圈可点、可悲可喜、可嗔可怜的那些个细枝末节。”
正是出于这种“偏爱”,两位作者依靠丰厚的学养和娴熟的小说技巧,而不是以色情、婚外恋、灯红酒绿、尔虞我诈、血腥暴力为卖点,创作了这部构思奇特,风格迥异,可读性很强,且具有鲜明思想性和艺术开拓性的小说,为广大读者献上了一份厚礼。
与这部厚重繁茂的文学作品相比,我们的读后感只能是挂一漏万。除了它的文学造诣值得人们好好欣赏和研究之外,相信读者还可以从书中反映的民风、民俗、民间组织、语言文字、青少年教育、人才培训,以及商场谋略、经济管理等多方面受到启发,获得教益。
严家炎'1' 卢晓蓉'2'
2009年12月31日写毕
* * *
'1' 严家炎: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市文联名誉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史》编著者'2' 卢晓蓉:卢作孚先生长孙女,严家炎夫人,香港作家联会会员上篇(1893年—1926年)
瑞相
石生、曲生面面相觑。从自己当年发蒙时起,便在塾师启发下看出了中国地图活像一片秋风中飘零的海棠叶,想不到今天自己新办的书院这第一节钟,这个学生便有全新的比喻!二人同时回头看那张中国地图,都愣住了。石生瞄着卢魁先,对曲生低语:“莫看这娃外表文弱,内心却有股子阳刚之气——居然从这片秋海棠中看出一只大鸡公!”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公历1893年4月14日),西南边鄙一个小县合川县杨柳街一户卢姓人家的茅屋里,生下个男娃娃,他是卢家的二儿子,“魁”字辈,随兄长魁铨,取名魁先(长大后自改名作孚)。这名字过了百多年仍被今天的我们记下。同是这一年里,中国出生的孩子数以百万计,其中另有几个娃娃的名字同样被我们记下:——上海虹口郊区一户宋姓人家中西合璧的宅屋里,1893年1月27日(宋家只记公历)出生的女娃娃,这家人男孩是“子”字辈,女孩是“龄”字辈,她随大姐霭龄,取名庆龄。
——北京城里一户梁姓人家古色古香的小四合院里,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家人惯用皇帝年号)生下的男娃娃,“焕”字辈,随兄长焕鼐,取名焕鼎(长大后自改名漱溟)。
——还有直到这一年年底十一月十九,公历12月26日(大家用什么纪年,这家人就用什么纪年),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毛姓人家带粮仓的大瓦房中出生的那个男娃娃。卢家、宋家、梁家的那三个娃娃在家中都是老二,只有最后出生的毛家这个娃娃是老大,他开了“泽”字辈的头,取名泽东……
要是把这四个娃娃日后几十年自己在简历表上亲手用毛笔(三个男娃娃从识字起就用中国的这种书写笔)或钢笔(那个女娃娃从识字起就用西洋的这种书写笔)填写的那几行字逐行逐字抄了来,当作粗粗搓成的四束麻,先把线头子并齐了,就拿这一年为开端,再用编年体的法子将四束麻扭结搓和成一股麻绳,从铺平的膝上拎起,悬在梁上,揣摩老祖宗“结绳记事”的古意,目光从上到下逐年逐月一顺溜下来,看罢,看者恐怕会耸然动容——这根绳上所记之事,简直就是一部囊括了这个民族革命、改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建设、民情民生的现代通史。
写史——那是史家的活路,小说家不敢夺人餐具。有人说,史家记下的是“正史”,小说家写下的只不过是“野史”。又有人说,正史野史同是信史。还有人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话是一个叫巴尔扎克的外国老头说的,他一辈子写下的小说稿纸摞在一起,差不多可以跟中国的太史公用竹片写下的史书比高矮)。小说偏爱的,是史书大脉络大经纬无暇顾及的、可闻可见、可圈可点、可悲可喜、可嗔可怜的那些个细枝末节。一上来要关注的就是主人公出生那一天活灵活现的细节。
至今被奉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创始于同一年代。倒回去二千五百余年,这三教的祖师爷出生之日,各各都有不同凡响之处可说。就连“敬天命,远鬼神”的孔子,也是“天生异相”(因此才得名“丘”)。宋太祖赵匡胤出生那天,“红光满室,异香扑鼻”。中国翻译界鼻祖鸠摩罗什“尚在胎中,其母便忽然会说几十种语言”……
魁先娃呱呱坠地这一天,竟没有一个值得说道的细节。不光是他,宋家、梁家、毛家的那三个娃娃,出生之日,全都没有可说的“瑞相”。四个娃娃同这一年出生的数以百万计的别人家的娃娃比,实在看不出有啥异样。不知是当时中国人已过了爱拿瑞相来说事的朝代,还是这一朝代的中国早已乏瑞可陈?
前一天日落时分,倒是有一只燕子飞来合川城北门外杨柳街卢家,绕屋三匝,一头钻进茅檐下去年的泥巢。燕子,几年后倒确实引发过关乎魁先娃一生的一桩大事,为他后来几十年的生命捎来重要转机,不过,总不能拿这只燕子当瑞相——哪一年阳春时节一到,不见燕子掠过堂屋外北门老城楼,飞到杨柳街,飞入寻常百姓家?
合川城楼比茅屋更老。夜幕下,不辨背景,活像街口那一处梁柱歪斜的老戏台。将坠未坠的残月下,风过处,花影拂动,有一人用打更梆子打出川剧锣鼓节奏,“锵锵锵啧”登上台来。一路念念有词,倒也应景: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
疑是啦——玉人来呀啊……
此人背上斜插一挂“合川北戍”灯笼,来到城楼当中,灯笼红光下一个亮相,遵照川剧程式自报家门:“某家,姜老城,合川知县郑老爷麾下北门吏也。”
荒草中一对野雉惊飞,姜老城念白:“唐僖宗末年,宫墙野雉双飞,史官卜为倾国倾城凶兆。越明年,九月八,黄巢贩盐贼一声绝唱:我花开时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两百年大唐亡矣!”姜老城四顾城上无人:“莫非,这两百年大清眼看也要……”
姜老城夸张地自己捂嘴,将一个“亡”字堵在喉咙,松了手,再打自家一个嘴巴。他向城下吐了口痰,打一哈欠,靠着城楼歪斜的柱头坐下,作铺床就寝科,一声清唱:“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没唱完,他便发出鼾声。
城已多年不见兵临城下的局面,姜老城早就养成了天亮前巡至城楼再睡上一觉的习惯。本城野语有之,说人生的好滋味:回笼觉,二房妻,合川肉片清炖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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