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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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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二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与音乐传到风里去只是一些细小的声音，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渐渐低了下去。两年之后，有人抄了那晚的开场白给我——她一直保留着那期节目的录音。那种心情，像是和失散了多年的一个亲人重逢。尘满面、鬓如霜了，当初那点心还看得分明。在日后的忧愁负担里，还是石子一样青色的一点回忆。
三
毕业考过了，都在打点行装，谁都装着没看见分别，只嚷嚷着自由了，但那种自由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临到头了大家都惶恐起来，我和同寝室的女生每晚外出看影碟到凌晨，回来“啪啪啪”拍门——像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放肆。开门的阿姨也并不恼，脸上有一丝怜悯的神气——离别她看得多了，然而还是不免凄凉。我总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父母尽管惊诧生气，也总想着吃上几年苦自然就回来了，也就任由我去。这时候我已经在文艺台做了半年的节目，是知道开办文艺台的消息时自己跟台长联系的——我难得有这样的机灵，但其实也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安身立命的大事在这样偶然的一念之间，想想不免有些惘然。
全新的电台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了年轻人鼓励，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桌子，就有生了根的感觉。下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铺在桌上，宽大的水磨地，窗子上的蓝布幔子，都是老东西，但看着有一种清新的喜意。播音间自然换了，我把双肘搁在调音台厚厚的皮子上，“这次是我的了”，我喜不自胜。
起初做的是流行音乐，因为是做惯了的。但凡事到了熟极而流那个程度，用的心就少些。我感兴趣的还是人——他们的悲愁，他们的笑，他们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在《相约在黄昏》里接触到了这些人。那只是一档简单的点歌节目，但却像是一出出世态剧，每个人说的各不相干，打成一片就是现实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喜乐哀愁都是真的。浓厚的空气里有几分“天涯若比邻”的味道。下了节目天还没有黑，暮色苍茫的云海边缘含着一半没有坠下去的落日，是心底那一点微温的红色。
那时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晚骑车回去，在门口的小木房子里吃一碗滚热的白粥，勺子在碗底擦着沙沙的糖粒，有一小碟榨菜，十分可口。吃完了也还恋着黯黄的灯光和街上直泼进来的闹嚷嚷的人声，不肯回去。不上节目的休息日，一遍一遍地拖着地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月亮的晚上，楼下嘈杂的市声渐渐沉淀下去，越发觉得那房间满满的都是虚空。地上一点月光的影子，有香烟的烟雾那种迷离的蓝。我想我要做一个深夜的节目。
四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夜色温柔》时，是1995年的l0月1日，中秋节之后没有多久。那个秋天有一种十分洁净的快乐，我常常把刚摘下的新鲜的桂花带进直播室。那是秋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金色的稀稀朗朗的桂子在高高的天底下摇着，有时候沙沙地落一阵子，像骤雨一样披在行人的身上。走在人群里四面八方都是乱纷纷的人，可他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我知道我是被爱着的，那爱不染渣滓，是深秋里干干净净的
天。即使在深夜，满天水钻一样晶明的星子的后面，也还是这天，不会变。
大抵一个异乡人年长后再要融进一个城市，倒不是意志的问题，因为有距离，彼此看得分明，不容易爱起来吧。往往心灰意懒，只有拼命练就铜头铁骨，在世俗名利场中，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这不是不令人佩服的，然而总不免悲凉。不过做电台节目却有一种“世法平等”的味道，寂寞的人，谁跟谁都没有不同，在节目里看得多的倒是相似的灵魂。
很久以前节目中有位听众说起旧事，文革时他还是少年，饥饿之中偷吃人家园子里的胡萝卜，一面被人追打，一面往嘴里塞。几十年后他一切都有，还一遍遍低声说，“我忘不了”，话语中仍有当年涕泪交流的酸楚，多年后的耿耿于怀只为无人肯给一个少年些许的慈悲，至今想起还是忧患如新，令人悲悯。在节目中听得多的就是这样寻常的世俗悲欢，日子久了，就有了一份朴素的知心。原先的讥讽、炫智与浮华到后来都化为一点温柔敦厚的同情，像是古人说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后来几年的冬天都下了大雪，在屋子当中生了一个小炭盆，隐隐的红的火，看不到火焰，都窝在灰里头焐着，上头坐着一点胡子酒。冰天雪地里格外觉察到这点暖意。让我想起节目中一个听众讲的故事，他少时贫寒，读书要翻山越岭，有天大雪中他和邻家女伴同行，朔雪寒风中，终于体力不支昏倒，醒来时，发觉自己双脚被包在那女孩怀中，她在昏迷时仍紧紧护住他的双脚。静夜里他将幼年事缓缓说来，字字分明，令人心酸眼热。寒微素朴、困厄危难中，方见命运之无常、血身之伟大。
所谓的爱，不过是如此。
有一次傍晚下了雨，匆匆地赶车回家，站在公共汽车的窗口，头顶密密的叶子响，天光还很亮，仰头望上去，天白茫茫地像极“天道无亲”。车经过劳动路时，有一段残破的白墙上刷着几个鲜红的大字，“我住长沙，我爱长沙”。世界像落雨的荒原，这残垣断壁上却刻着红底金字的爱。满车的人在雨里奇异地沉默着，我忍了很久的泪，还是落了下来。
告白
开始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湖南的热线直播节目已日趋式微。综艺与谈心节目中热线参与过强的目的性损害了听众与主持人的热情，电台开始谨慎和有节制地运用热线电话的介入。不过我始终喜爱这一方式，它将人群聚拢在一起。使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成为面向世界的告白。
有次看张爱玲《对照记》，说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令人莞尔。仿佛替现实世界里“沉默的大多数”说了心腹话。倒是在广播中，“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的时刻，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反而可以倾心吐胆，所谈的也都是私人的切身体验，个中欢喜悲哀、感伤讽刺。在静夜里听来让人万感交集。
某夜在节目中谈论《单身生活》。一位盲人说起他一生中两段单身生活。他幼时因病失明，父母疼爱弟弟对他不免厌弃。他工作后第一件事是搬出家门，开始穷窘寒苦的单身生活，惟一的寄望是将来某日可以有自己的温暖家庭。可是婚后几个月他却开始了第二段单身生活，岳母借口他无法照料怀孕的妻子将女儿接回家，孩子出生后仍不许他探望。那是冬天，他常在寒夜冷雨中，摸索到岳母家门前，侧耳细听妻儿的呼吸声，临走时将一枚纽扣夹在门缝里，告诉妻子他来过了。等他再见到骨肉至亲时儿子已经1岁多。静夜里他温和地细说当年事，一切沧海一样翻卷的痛苦都过去了，只有那一抹凄凉的满足，思之令人落泪。
节目中听到的多是这样寻常的世态人情，悲喜参半的生活，十分浓郁的人生味，却是可以掷地有金石之声的。
日子久了。节目中就有了一份家常的平实亲切，人生的喜怒哀乐不过是那几种，所有的人都负荷着共同的生命重担，仅只这一点，就是十分可亲可感的。我渐渐明白为什么那些从这个城市离去的人，仍会在深夜从上海、北京、香港甚至西藏打来电话，也许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勾连起与过去岁月的联系，在滔滔的似水流年中印证自身的存在。其实隔了这么久的苍茫变迁，很多话也无从说起，然而沉默中还是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像中国画里“墨痕断处听江流”。
生命如散落在河岸上的碎金闪烁的颗粒，一个主持人要做的，就是收捡它们，恢复其天然的完整，恢复平庸卑微的生活中最珍贵的光明、幻影和美。
最后一夜
年年到了毕业生离校的时候，真有些怕做节目，最怕电话那端有人说，“这是最后一夜听你的节目。”
其实离别是早已等在那里的，只是事先谁都别过脸去不看。只异口同声地说忙——忙着办离校手续，忙着大包小包地搬运行李，忙着写漂亮的留言，忙着憧憬未来，连平日壁垒森严的女生宿舍也热闹非凡地忙着——连照毕业相都是个节目，大家都乘着兴说，“喜欢这样的情形。比较地像现代人的情感——理性、实际。”
然而这一刻还是来了，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静夜里轻轻地叩一下窗，鼎沸的人声忽然安静下来——哦，最后一夜了吗？
事先准备的悲泣喜笑，一切的情绪、对白都落了空，只有一瞬间的静默。我将话筒关掉，推上CD键，是那只英文老歌，“早些时候，我们说好要去寻找一条河流……”暗哑的男声衬着干干净净的萨克斯风，在夜里飘来荡去，“早些时候……”
……早些时候，大家都未来得及学会掩饰心中真意。毕业压力如芒刺在背，他们犹有余暇去听支好曲子，看一场值得看的电影。再忙里偷闲写封信来说给我听，草草几行字，不落上下款，似稳熟的老友，看了忍不住要微笑。
……再早些时候，还是他们，初初经历人世风霜，巨细无遗地写了长长的信来，说不尽的琐碎心事：爱或不爱。欺骗或背叛。第一次受伤。小小的啮咬着心的烦恼。信的末尾反反复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呢？”
……更早些时候，也是他们，刚进大学，浅色的牛仔裤或布裙，眼白是浅蓝的，嘴唇嫩红。打电话给刚认识的电台主持人，叽叽呱呱地边笑边说，“昨天第一次参加通宵舞会，回来时空气新鲜得不能相信，不知道是做梦还是醒着。”
谁知道呢？或许4年就是这恍惚的一瞬？天亮了又黑了，已经是最后一夜，行李都捆扎好了，坐在空床板上，喝着很凉很凉的啤酒。电台里那只陈年旧曲还没有播完，琴声在夜里溅散得不可收拾。谁也不说话。最后一夜就要过去了。
明日？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生于70年代
我出生于70年代，我的大多数听众亦如是。不久前我们曾在节目中谈起这个话题，试图为这一代人勾勒轮廓，但并没有得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们仍太年青，年青得无法回过头去看清这一群体的全貌，无法在飘浮的空间里寻找到70年代应有的历史感。
一个年代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群人身上留下烙印，1976年出版的《这一代》将5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受伤的、迷惘的、思考的、被耽误的、战斗的。”张楚用一句话为他自己和所有出生于60年代的人定义——“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现在，轮到我们为自己这一代命名，却在各种半昧不明的字眼面前踌躇不已。
我们从未经受集体性的巨大亢奋与失落，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诗人、歌手可作代言人。在那晚节目中，一位24岁的听众说：“我渴望了解民族和文化的根源，但它们始终背对着我。”另一个年纪略长的说： “我们这一代对人生一知半解。”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个女孩，她说：“这一代人缺乏信仰，没有一种力量能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问她：“你可有信仰？”她沉默片刻引了一句王菲的歌词答我：“我只相信
爱情，希望有个幸福家庭。”
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是这一代人共有的特质吧，巨大的变革发生于我们懵懂无知的少年期，无从反躬自省。等到成年时，我们已无暇旁顾，只能加快脚步，赶上飞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匆匆地上学、上班、赚钱、买房、结婚，成为最年青的市民，在生活表面急急游走，孤独地呼喊着擦身而过。我们天真又世故，对人生的了解破坏了对理想的信任，讽刺嘲笑了渴望，过分注重个人化的情绪体验以及市井生活的平庸气息阻碍了伟大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的诞生。
幸运的是，我们仍十分年青，未来仍会在不可测知之时掀起惊雷。
个中滋味
年初某新成立的演唱组赴港宣传，特意前去拜访刘德华请教成名秘诀，刘半笑半真地说：“喏，与我拍张合影，拿到街头巷尾给人看，立刻红。”——以为这是口气大？不不。如果依计而施又能够奏效，这便是江湖地位，公众人物人人梦寐求之。
有线台前段时间重播武侠经典《射雕英雄传》，咦？这烧杀抢掠的金兵甲何等面善？看看演职员表原来是刚出道的周星驰。忍不住大笑。今日的成名人物，个个都是从这般卑微的小角色演起，到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时，方可长舒一口气，睨傲万物，这种境地，人人趋之若狂。
从前做电台节目，采访一二三流歌手，有的日渐红了，说话姿态渐趋圆熟，且懂得揣摸大众心理，常发表言论，“其实，我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其辞若有憾焉，却不无骄傲，要大众十分留意、喜爱、崇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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