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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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它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见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公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时，她像所有爱耍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她最爱指挥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从认识她的中央领导到同学们都时常这样呼她。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俩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人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1939年的一天，我在成都虎南门外的北平朝阳学院读书。午后我正在校园里走路，突然后面有人大声地叫我，我回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是张露萍站在我面前。此刻的她身体健壮，衣着入时而豪华，身着咖啡色薄呢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穿的棕鞋浅口半高跟鞋，手上还拿着一件黑丝呢大衣。一位从延安归来的朋友这样一身酷似名门小姐的打扮，使我不胜惊奇！”昔日的同窗女友杨梦萍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张露萍突然出现在成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紧张而好奇地问她说：‘你怎么如此打扮？’露萍便取笑我说：‘笨蛋，不这样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你去请两三天假陪陪我好吗？’白天我陪她一同到了西郊她大姐的新家。当晚我们俩谈得很晚才睡。我问起她去延安和一些与她同去的同学如周玉斌等人的情况，她说：‘凡我能告诉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问好不好？总之，延安物质条件是差，我刚去时很恼火，现在都习惯了，我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国事大，个人事小。你现在一心读书，也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与国民党人混在一起！’我说：“你回来能够来看我，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们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别。记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强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从延安穿回来的黑丝绒大衣，说：‘过几天进城顺便来取。’我悄悄问她还回延安吗？她说：‘不去了，我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什么地方还没定下来。’大概三天以后，她来取大衣，并说：我明天就去重庆。我依依不舍的说：‘我来送你。’她摇摇头，说：‘不必了，方便的时候给她来信，回成都时再来看你。’可这一别，她音讯渺无，竟成永诀……”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散懒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又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里，“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居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