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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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让蓝蒂裕的嘴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无奈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敌特分子对蓝蒂裕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毒刑，什么老虎凳、“披麻戴孝”、“烧八团花”等等名目的酷刑，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承认过。为了在监狱里与敌人作誓死斗争，他从此蓄起胡子，时间一长，囚友和敌特分子都称其为“蓝胡子”。

蓝胡子爱唱善诗，在与敌人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梭罗地下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神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我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哼起古怪味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为所欲为。这种方式让囚友们觉得是对付监狱敌人的好法子，于是打这以后，一旦敌特分子欲在狱中做些让革命同志们无法忍受的事时，囚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高唱　“古怪歌”。此时，整个渣滓洞都会变得“古怪”异常，令人敌特分子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而由于他又善作诗吟唱，便成了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

“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是当年狱中最流传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自蓝蒂裕之手。

“七号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干吗？快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可以放得下的物品分别交给那些并肩在敌人监狱战斗的战友们，最后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囚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

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

“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涨。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囚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牢房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临将走向刑场前留给5岁儿子耕荒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由后来在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带出来的。蓝蒂裕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前刚能叫“爸爸”，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伢伢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的文艺战士。

“……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啰，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蓝蒂裕肯定所没有想到，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这是后话。

三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歌乐山那两个“人间地狱”的那一段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等5名“要犯”后，不到十几分钟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的也是五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委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话。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因为他父亲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武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巧在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庆，《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小印刷厂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与组织失去两年多联系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新华日报》副刊《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敌人和特务分子的眼中盯。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出版的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握着市委派来接头的负责人手，

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尔儿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彭即为“江姐”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十六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中共地下党报，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的这项秘密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谋然”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平时就认识在重庆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他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份。

陈然是负责《挺进报》的出版与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他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地点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建议住在厂里，环境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正准备印刷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正在印刷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加予重刑，以换取更重要的情报。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它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大姑娘似”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嚎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

“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代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位“娴静像姑娘”的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实话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代了出来，你还不交代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代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代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代你的组织？”

陈然毫不视弱地反问：“不交又怎么样？”

“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地一拳捶在桌上，吼道：“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撇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

“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罗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代不交代？”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

“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嚎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

“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

“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牲的嘴脸。

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

“说不说？”

“没得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又醒来。

“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又是整整一个下午，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十天，他又受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代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没有组织可交。”

“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

陈然双目紧闭，坦然自若。

“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眼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我看你硬！”徐远举又一次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使，最后只得按“重犯”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禁至“白公馆”。

哪知没多少时间，“《挺进报》白公馆版”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隔壁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乘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是借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这份“监狱《挺进报》”甚至传到了另一座“人间地狱”——渣滓洞，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或知道了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石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给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文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特务杨钦典便是陈然通过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蒋匪分子。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备，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成善谋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文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些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