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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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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招待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们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反动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 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外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要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烂的农民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世。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人）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二号囚房未提出枪杀的有五个，由其他囚室押进的有十个，在楼上的郭德贤及其子女三个未动）共十五个，集中以后，原站在监狱内的岗哨特务（这种岗哨是执行大屠杀时临时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岗哨）陆续撤出去了，继后，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特务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特务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风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就打了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就跑到罗的面前说：如能出去，给我家里带个信（记得我向罗说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她还年轻），记得郑业瑞，还有好几个围着罗都叫给自己家里带信，罗发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带不了’。杨不久回到楼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杨与罗又悄悄在风口谈什么，之后，杨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风口处，杨给了罗一把钥匙，杨就匆匆出去了，这时罗就向大家宣布什么：‘杨钦典答应了把通路的门先打开，二号房的钥匙给了我，他有信号！要楼上蹬足三声就表示通路的门打开了，过了十分钟我们才能打开二号房冲出去。’并宣布什么：‘冲出去的路线是向后山坡，老幼互相照顾，三人一个小组’，他还临时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毛晓初及他本人，各照顾一个组，扶持老人。罗一宣布后，大家就忙着准备，我赶紧换了衣服（把囚衣脱下换上进狱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曾藏有文泽烈士的诗稿，那是彼此原来交换的诗歌），也有换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乱作一团，突然听到楼上蹬足三声，这时见罗就拿钥匙打开二号房的锁了，大家就匆匆忙忙往外冲，我见有两个老头就扶他们一起走，临时互通姓名，才知一个是周绍轩、一个是尹子勤，我们刚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厨房后面，就听到山下有人问口令（往山下冲有条较宽的大路，到山底有个固定岗哨，出来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着，我们就听到密集的枪声，我把周、尹扶进乱草丛中后，叫他们各自分散走，我就单个一直向后山冲。黎明时，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气跑上歌乐山的师范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顶（未被捕前，我有同乡同学在师范读书或工作，曾到学校玩耍过）。到了傍晚，我进了师范学校，在同乡康顺天处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同肖立、杨家珍处住下来，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庆市内，那时到处是解放后的新景象……。”
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之一的难友。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女难友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一个6岁儿子小波和5岁的女儿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性见面并听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时84岁的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个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像他们干出什么呢？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我把他衣服都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炕头上放了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而我又写上他们俩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给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分子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髟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子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所以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而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不出来，于是只听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就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哚、哚……’的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和机枪声又跟到了我们身后。我带着孩子又和李先生只好逃命向山上跑。跑到半山时。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便说：‘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丛里休息一下吧！’，说着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就在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转眼间李先生也不见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丛里不敢出声……幸好追来的特务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听到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我又高兴，又紧张，想答应她，可又不敢答应。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叫了，我又担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后来才知道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捂住了她的嘴不。要不，如果我出声答应了女儿，或女儿再要叫妈的话，可能我们都得被追赶来的敌人发现后用乱枪打死了。这一幕好悬……。就这样，我搂着儿子小可在草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匆忙地在山下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见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心想那边一定出大事了。于是，我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的相反方面的向歌乐山上跑，走着走着，脚底感觉特疼，一看是双脚光着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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