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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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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为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像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深为震动，只有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他获得了无竞争地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光芒突现的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出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是用着同上帝一样杰出的天才，创造出这个世纪的！”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构建了互相确认。
2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尽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群体。
从他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他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发言资格，甚至还有一定的运作权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于是在心中默念一句：大师息怒，我们头上，只有您的穹顶！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都为钱财。当然还会有一种嫉妒性文化杀手，他还轮不上。但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有规律地把这两种文章定期付印散发，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手和强盗，而且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阿雷提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叩问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这话其实他早就想说了，但只有今天，床边没有阿雷提诺。
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无可置疑的：他要回佛罗伦萨。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
围啄的鸡群
1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2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流浪的本义
1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这条大街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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