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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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
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
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
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①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
约翰？A。波普：《14　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撤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① ＇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　250—251　页。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
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
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
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
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
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　１３１５
年即他去世　２０　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
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
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
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
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
以证明是有根据的。①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
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
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
统的仪式。每年　８　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渡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
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
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
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
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
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
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②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
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
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
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
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
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
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
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　５００　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
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①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
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
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
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


① ＇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　17—18
页。
② ＇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　426—428、434—442　页。
①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　1　卷，第　231　页。
　



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
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
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
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在位后期的经济问题

１２７９　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
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
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
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
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
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
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
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
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　２０　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
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
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
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
忽必烈本人在　１２７９　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
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
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
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
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①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
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
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
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　１２６２　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　１２８２　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
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　１２６１　年的　１４１８４９９　户增加到　１２７４　年的
１９６７８９８　户。②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
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
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
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
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
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
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
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
——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
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
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
人，办事奸诈。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
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１２８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当忽必烈


①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② ＇114＇同上书，第　232　页。
　



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
杀。①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
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
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
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
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鹗；他
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
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
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
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
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
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
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①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
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
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
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
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
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１２８５　年
５　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
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
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
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
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
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
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
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
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
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
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
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
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１２８１　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
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　２　万
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　１０　万蒙
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
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
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


① 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　79—88　页，关于刺杀阿合马的叙述。
① ＇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　72—74　页。
　



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
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
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
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
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
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
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
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１２８２　年
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　９０％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
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
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①但是，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
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见地图　３４）。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
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　１３５　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
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
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１２８９　年　２　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
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①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　３００　万劳工
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　２５０　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
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烦扰蒙
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　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第　262—266　页。
① ＇653＇《元史》，卷　15，第　319　页。
　



桑哥理财和佞教

桑哥是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
合马一样，他不是汉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颇为模糊。历史学家曾认为他是畏
兀儿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认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
位而崭露头角。忽必烈对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谋印象深刻，１２７５　年以前的某
一时间他提升这位年轻的佛教徒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在这个
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　１２８０　年的叛乱以及以后的驻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
站系统并在这个区域安抚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　１２８２　年阿合马被
谋杀和　１２８５　年卢世荣被处死之后，桑哥成为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以这种身
份，他受到对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评。他最终因腐败、窃取忽必烈及国家的财
富和令人作呕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最显贵的人，其中包
括著名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