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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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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
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
师”。①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１１９０ 年长春教
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
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
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
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
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②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
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
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
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
贡献。长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 １５ 世纪所辑的正统道藏之中。①
多亏了长春道诸教主的文学活动，我们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这个教派
的全部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非正统教派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使我
们了解其历史，１２ 世纪的中国北方还存在着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
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动曾于 １１９１ 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
则一直秘密活动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现，然后又再次受到当局的迫害。
②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来宗教。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景教的情况一
无所知，虽然这些宗教都曾被外国人带入到中国北方并被他们所奉行。不过，
我们却有证据说明金朝时曾存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群落。１１６３ 年犹太人曾在开
封建立过一个礼拜堂，１５ 世纪有碑铭记载下了这一事实。据我们推断，这些
犹太人是从中东（波斯）经由中亚旅行商队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进入这
里的。③
① ＇646＇《金史》，卷 119，第 2602—2603 页。
②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① 长春真人自 1224 年起住持于北京的白云观，现存的两部道藏刊本之一即藏于此观，并于 1933 年被重新
发现。
② ＇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2 页注 19。
结 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
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
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
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做出概括；
事实上在 １２ 和 １３ 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
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
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
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
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
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
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
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
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
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
护者。金朝在 １２０６ 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
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
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
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 １２０３ 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运
为土的金朝，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在汉族王朝更迭中的合法性。①从今天人的
感情来看，这可能显得像一场愚蠢的投机，但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中
国人来说，它的含义却深远得多：最迟到 １２０３ 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
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已在最高层面上成为正统王朝那连续不断
的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最高层面，说得纯粹些，就是天道运行的层面。为了
达到这个认识水准，女真人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金
朝走过了从一个愚昧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全部道路，而且这个国家，即使以
汉人的尊卑秩序来看，也还是完全正统的。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不再将女真人
仅仅看成是打乱中国历史进程的野蛮人了。毫无疑问，金朝取得的成就，以
及金朝知识阶层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真正价值的自信，都赋予文化以更多
的活力。当蒙古人的进攻把一切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却能使中国的生
活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① ＇646＇《金史》，卷 11，第 260 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
朝（1115—1234 年）的讨论》。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与铁木真，１１５０—１２０６ 年
种族分布
１２３６ 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
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
部。到 １２４１ 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
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
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
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
的成员。
１３ 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 １２ 世纪的分裂和纷
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 ２４）。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
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
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
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
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
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
儿坚，ｉｒｇｅｎ）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
元——氏族（斡孛黑，ｏｂｏｇｂ），而后成为独立实体，它们为了牧地、政治领
导权和它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
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
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①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
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
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 １２ 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
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
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
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
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
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在整个 １２ 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
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
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
① ＇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 7—22 页，充分探讨了 12 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这部分我
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
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 Ｔｅｎ－ｄｕｃ——刚好位于靠近战
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
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
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 １２
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
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
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
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
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
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
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
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 １２ 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
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 １２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至 ７０ 年代的 ２５ 年里，他们自
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
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
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
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篾儿乞的领域。三姓篾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
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
湖的南边。虽然三姓篾儿乞偶而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
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
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
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①
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ｙａｓｕｎ），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
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
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
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
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
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
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
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
① 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 19—72、245—296
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 39—158 页；＇24＇伊丽莎白？E。培根：《斡孛黑：欧亚
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 47—65 页。
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
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
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
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
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
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
迅速瓦解。①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ａｙ－ｉｌ）。这是蒙
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
帐（格尔，ｇｅｒ）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
组成一个古列延（ｇüｒｅ’ｅｎ），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
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
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
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
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
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
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需的，贵族出身总是
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
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
忽邻勒台（ｋｈｕｒｉｌｔａｉ）。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
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
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
的底层是孛斡勒（ｂｏ’ｏｌ），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
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
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
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
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
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
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Ｎ■ｋ■ｄ，单数为 Ｎ■ｋ■ｒ），或被译
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
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
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
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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