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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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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在对与宋贸易中是出超还是入超。
金与西夏的边境上存在着类似的榷场。西夏主要从金购买纺织品和丝
绸，向金输出马匹和来自内亚的玉。官办榷场建立于 １１１４ 年，是两国交换条
件的一个内容。金与高丽、与蒙古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但有关与这两国
的贸易关系，我们却知之不多。
货币
金朝的币制可以为格雷欣的法则（译者注：指在同时流通两种货币时，
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必然被实际价值低的劣币挤出市场）作一个很好的例证。
金朝货币在纸币的发展史上扮演的是很重要的角色，金朝几次企图使纸币成
为流通货币，但结果却加速了通货膨胀。金朝货币的基本问题是铜的短缺，
铜是由国家垄断的，铜器铸造与交易都由国家控制。当铜缺少时，国家也允
许私人冶炼和铸造，但要由官府来规定销售价格。金朝开国初期曾使用辽和
宋的铜币，后来也用齐的铜币。直到 １１５７ 年的海陵王时期，金才造出了第一
批铜币。在世宗统治的那些和平年代，经济越发展，就越感到铜币短缺问题
的尖锐。尽管惩罚措施严酷，人们还是开始制造假币，但是这些假币质量差
于政府发行的铜币。为了解决紧缺问题，国家开始发行铁币，但这些铁币到
１１９３ 年便退出了流通，因为它实在太不合用。国家铸造铁币的一个目的，是
为了阻止铜币流入宋地，所以这种铁币主要流通在南方各省。问题在于必须
要有足够的铜币来作为法定货币，以供全国的税收和私人贸易之用。人们经
常抱怨没有足够的流通铜币，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铜币都被私人储藏起来。我
们知道 １１７８ 年进入流通的货币总数是 ６０００ 余万贯。考虑到金朝当时拥有
４０００ 余万人口而且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这些货币并不算多。不过，铜币并
不是惟一进入流通的金属，因为在支付时用得最普遍的还是银锭，至少在进
行大宗交易时是如此。
纸钞首次印行于 １１５７ 年，这时金朝国都已从东北的会宁迁到北京，仿照
的是宋朝的纸币交子，以七年为限，七年以后或者回收或者调换新钞。１１８９
年，这个期限被废除，仅仅还存在一些地区性的限制。纸钞的货币单位按照
当时金属币值而定；其发行纸钞的面值有贯和文，能够与现金相兑换。政府
力图将纸钞的发行数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纸钞的总面值不能高于实际
流通的货币总数。与此同时，政府还制订了限钱法，以限制私人多积铜钱的
② 见＇646＇《金史》，卷 50，第 1114—1115 页。
做法。
１１９７ 年金朝又发行一种新的纸钞，能够与银相兑换。金朝国库的白银储
藏是大量的，其中一部分被铸成银锭，每块重量为 ５０ 两。凡支付税金，既可
用银也可用新发行的纸钞；在有些情况下，则只能付一半的纸钞，另一半则
必须付银，这使货币流通变得复杂化了，因为旧的铜币还在流通之中，而法
定货币有如此之多的形式，它们的兑换率会随时变化。某些纸钞仅限于在中
都、南京和其他城市流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银本位的纸钞在流通中
还是相对可靠的，只要政府同意以纸钞来纳税，它的价值就应该被看成是稳
定的。
可是 １２０６ 年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流通环境发生了变化。耗资巨大的战争极
大地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显然也导致了纸钞的过度发行，特别是当蒙古
入侵之时。面值高达 １０００ 贯的纸钞被印出来并进入了流通。从那以后，金政
府便不断发行纸钞，想以此来稳定货币，金朝的财政史就由这样的一连串绝
望的努力所构成。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纸钞以高得吓人的面值发行出来，
实际价值却急剧下跌，１２２１ 年，市面流通的面值 ８００ 贯的纸钞只等于 １ 两白
银。纸钞急剧贬值的原因之一，是在发行新钞的同时，旧钞仍可继续使用流
通，以至于纸钞在国家经济中泛滥成灾。
白银当然是保值的，结果凡是能得到它的人便都将它屯积起来。在 １２１７
到 １２２１ 的四年间，纸钞贬值到 ４００００ 比 １。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现象对于私有
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商人和小贩的店铺被迫关闭之事时有发生，因为他
们不愿用货物去换取毫无价值的纸钞。①甚至当金朝的最后时刻，也就是朝廷
已经逃亡到蔡州之时（１２３３ 年），还发行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与银兑换的新
钞，但此后才过了几个月，金朝就灭亡了。
总之，金朝在最后 ２０ 年间的币制紊乱，与其说是由于不当的财政政策，
毋宁说是因战败及其由此而导致的岁入损失和经济生产普遍衰退的结果。
多年来，尤其当世宗和章宗统治时期，金朝货币的确曾像宋朝货币一样
是很稳定的。无论如何，金朝的教训并没有阻止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他
们花费多年建起的元朝货币制度，就是以纸钞流通为基础的。这曾使像可
马？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十分惊讶，当他们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能当钱使
用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税课和国家预算
一个国家的生存，不能不靠某些形式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也如同其他
地方一样，问题是纳税的多少及怎样量入为出。元朝时（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
编纂《金史》的学者们对于金朝的财政政策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同他们
为自己所见的金代经济发展而撰写的简明扼要的概述中指出的，②金朝经济政
策的弊病在于急一时之利，造成了对百姓的长期损害；它还指出该政策是宋
的宽柔与辽的操切相结合的产物，摈弃了二国之所长而并用了导致二国灭亡
① 应该作为一个奇特现象提出来的是，1223 年发行的钞币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丝绸上，这是一种想给钞
币自身以价值的无益的尝试，但发行量很小。只有很少的几张当时的纸钞和一块印钞用的刻版留存至今；
参见＇331＇闵宣化：《1214 年的钞版》。
② ＇646＇《金史》，卷 46，第 1027—1031 页。
的短处。元朝的统治者当然应该多少汲取金的教训才是。他们的这一判断如
果从今天客观的角度来看，显得过于苛刻了。金朝真正意义上的衰退是很晚
才开始的，约在 １２００ 年以后，这一衰退更多地应该归咎于它的对外政策，而
不应归咎于它法律的不健全和对内的病民政策。金朝挡开了来自各方面的或
跃跃欲试或一心复仇的邻居，的确，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也许可以说是最
大部分，是用来维持它的战争机器了。
金朝建国之初，毫无疑问，国家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金从辽朝和宋
朝都城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和库藏。攻取开封以后，金所获的宋朝库藏甚钜，
共计有：绢 ５４００ 万匹，大物缎子 １５００ 万匹，金 ３００ 万锭，银 ８００ 万锭。①
而当作为缓冲的齐国于 １１３７ 年被废黜的时候，它的库藏包括有钱 ９８７０ 万贯，
绢 ２７０ 万匹，金 １２０ 万两，银 １０６０ 万两，还有谷 ９０ 万石。②这些巨额库藏的
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品和贵金属，可能是宋朝时贮入库中后来又转移到齐国
手中的；但无论是怎样来的，总之它构成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然后历经多年，
通过从宋获取的岁币以及从国内百姓中收取的租税，这笔财富还在持续地增
长。由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如此巨大的财富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怎样被
消耗掉的呢。因为到 １１９１ 年，金朝的库藏竟然仅剩下 ６ 万两金（１２００ 锭）
和 ５５．２ 万锭银了。
在政府开支中，似乎有一项是因赏赐而消耗掉的额外支出。在每一个可
能的场合，朝廷都要按照地位的不同而无节制地加以赏赐。在葬礼上要颁赏，
对于上至将军下至谋克之副，凡官兵立功都要颁奖，还有给皇室和朝臣的结
婚礼品，我们可以在《金史》上三番五次地看到这些记载。１１４２ 年一个作战
有功的皇亲得到的赏赐有 １０００ 个奴隶，１０００ 匹马，１００ 万头羊，２０００ 两银
和 ２０００ 匹缎。而在这个等级阶梯的另一端，我们所见的赏赐则只有很少的几
贯钱。１１６７ 年，当皇帝得知大兴府狱空时，竟下诏赐钱 ３００ 贯，作为宴乐之
用，以此来犒劳官员们。
这些出自皇家库藏中的巨额赏赐意味着在非消费性的物品（钱和贵金
属）中，有一大部分是处在流通之中而并非被贮藏起来，因此实际上朝廷的
赏赐甚至影响到了小店铺老板和饮宴上演奏的乐手。同样地，朝廷也用钱来
支付官员的俸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钱无论作为赏赐还是俸禄，它
最终还能以纳税的方式回到了国库中。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国家的经济并
不仅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且更是建立在以实物特别是以谷物和稻米所纳之税
和开支上的。这些最基本的物产并非轻易就能够增加，而是要服从于反复无
常的自然条件（旱或涝）。然而致命的却是，大量的粮食贮藏，在平常的年
份尚且要用于实际消费，而当危机年头，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时，消费量就
更大了。
通过有关平常年份的可资利用的很少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开支
得以在其中运转的一个界限。１１７１ 年谷物的总储藏量为 ２０７０ 万石。而国家
每年可以收入的谷物为 ９００ 万石，其中有 ７００ 万石被用于日常开支，主要是
官俸支出。所余的部分，有 １００ 万石用于赈济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地方的百姓。
这意味着政府所掌握的仓储总量足够两年之用。１１８０ 年从租税收入 ２０００ 万
贯钱，其中被花费掉了 １０００ 万贯，可见在钱这一方面，剩余是相当可观的。
① ＇597＇《大金国志》，卷 32，第 236 页。
② ＇590＇《刘豫事迹》，36b。
短短几年之后，在 １１９２ 年，谷物和大米的储藏量分别是 ３７８６．３ 万石和 ８１０
万石，其库藏总数足够提供官俸和军费五年之用。而这时掌握在国家手中的
钱已达 ３０３４．３ 万贯，这一笔钱足够支付两年略多一点的一切日常开支。但是
如果发生一连串粮食歉收或战事，或者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很快就能将这些
储藏用掉，而偏偏几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垄断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简短地将几项
较重要的租税列举一下：地税是一项实物税，一年需交纳两次，一次在夏季，
一次在秋季。税率是按照纳税者所占有的土地来决定的。上田每年每亩收粟
５．３ 升，其中夏税 ０．３ 升，秋税 ５ 升，另加重量为 １５ 斤的一捆稻草，至于这
些稻草（或者干草）是用来作为牲畜的饲料还是用于建筑或者修缮，我们还
搞不清楚。官地需要交租来代替一般私地的税，但这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
此外，凡城镇中租住官府的建筑物也要交租。
在土地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叫做物力钱的财产税。它是建立在对财产包
括土地，以及田园、果园、树木、房屋、牲畜进行总估算的基础之上的。对
于猛安谋克户所征的财产税则以牛的数量为准（即牛头税）。不同于通常品
官免税的特权，这种财产税是从品级最高的大臣往下每个人都必须交纳的，
对于女真人也不存在特权。
财产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怨恨，原因是每户的财产都须由官方进行评
估，对财产的普查最主要的是由政府官员进行，但由于百姓对官吏无情征掠
的普遍不满，一度也改由乡贤主持。这种根据评估征收财产税的制度则为这
一事实所困，即财产状况在两次评估之间常常发生变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
沦为贫困的户却仍然需按他们原来的财产征税，而一些新富起来的户却可以
按照他们以前财产而交纳少得多的税。在经济地位上的变化之普遍，表明了
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之间的变迁性。我们并没有哪类财产应该交纳多少税的具
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一年中（１１９８ 年）从这项财产税征收的总额是 ２５０ 万
贯，这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 ３００ 万贯以上。原定计划中有大约 １／５ 因为贫穷
和无法纳税等原因而被勾销。
１１８０ 年制定的商品税率规定，金银的税率为 １ 分，而所有其他商品为 ３
分。后来又提高到金为 ３ 分，所有其他商品为 ４ 分。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还
征收过额外的财产税，第一次在 １１６３ 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但透过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强行掠夺的现象肯定一直在蔓延。最后，通过出劳役或者出驿
马来免除租税，也可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但这里也完全没有可资利用
的数据。毫无疑问，在货币方面，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的一项是榷盐，但是国
家的生存却还是主要依靠粮食，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却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
的因素。
学术、文学和艺术
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当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动过诸如马
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它确实使金统治时期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这威力影响中国知识阶层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价值判断
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特别是明朝，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外族入主中原
不过是野蛮人对从宋到明延续下来的历史的一段干扰。仅仅是在另一个由外
族也就是满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们的作品才
被重新刊行或者被从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搜集起来编成文集。金朝在学术史和
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就是以后来收入各种文选和诗集的那些金代著作为衡
量标准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大传
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要想搞清这究竟是由于后
人的偏见，还是由于金朝学者在质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按照纯粹的标准衡量，金朝在章注学以及诗、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
相当可观的。①不幸的是，这些写作于金朝的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今
天都仅仅知道篇名，作品本身却散佚了。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后世那种有意
的视而不见，它还让人不得不想到这种态度是否公正的问题。说到底，传统
也是包含有选择的，但按照汉族的传统，在选择过程中却把金绕过去了。在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年）这个大人物的遮蔽下，中国北方的学术贡献只不过就
是些述而不作的章注之学了。
学术界的因循守旧，满足于对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复，似乎成为金统治下
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虽然宋金两国间并没有相互隔绝，但是交流上的自由
往来和学术上的接触却急剧减少了。在金朝的知识界中，对于南宋的许多书
籍的确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当 １２３５ 年金朝
覆亡之后，才由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名叫赵复的南宋学者介绍到北边来的。①
因而，北方学者的乡土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而引起
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用来解释北方文化相对荒芜的惟一原因。
金朝最初几十年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除此之外，
随着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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