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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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　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元史》，卷　58—63。
⑤ ＇662＇顾炎武：《日知录》卷　26《元史》。
⑥ ＇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⑦ ＇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① ＇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　年版）。
　



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①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
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
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
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
文的时间是在　１２２８　年至　１２６４　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　１３４０　年之后。
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　１３６８—１３７０　年，并同意没有证据
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
译本是否在明廷　１３８２　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
刊印（１３８７　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
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
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
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
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
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　１２４０　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
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
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
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①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
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
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
书的重新发现在　１９　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１７７６—１８３５　年）发现了
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　１８０５　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
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　１８７７　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
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
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
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
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
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



① 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　1　卷（坎布里奇，1982　年版），导言，第　17—25　页。有关《秘史》
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　7—10　页；
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　页版）。《秘史》最
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　4、5、10、13、16、18、21、23、26、30、31　期上（堪
培拉，1971—1985　年）。
① 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　21—24　页）
又增加了至　1978　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②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
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　１２６０　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
在忽必烈　１２７２　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　１３　和　１４　世纪
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
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
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
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
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
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　１９　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１８４０
—１８９３　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
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
史。①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１８５０—１９３３　年）收入《新元史》
中，于　１９２２　年出版。②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
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
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
围看　２０　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
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过去的　１００　年里为拓宽中国人的
眼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亦按照史学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校订、增补或
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对《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错误需要改正，这在该书于　１３７０　年首次刊刻后就知道了。
解缙（１３６９—１４１５　年）曾在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后期受皇帝之命修改
《元史》的错误，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①随后在明代有一些对元史的研究②
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③２７　卷，１６０６　年成书，陈邦瞻（１６３６　年
去世）撰。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
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评价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与明代相反，是对元代研究兴趣高涨的时期。当时
产生了一系列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重修《元史》。最
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④


② ＇277＇见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　109　页。
① 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
了汉文。
②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私人出版）。
① ＇665＇见《明史？解缙传》，卷　147，第　4120　页。
② ＇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　年版），第　58—61　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
作。
③ ＇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　年版，1979　年再版）。
④ ＇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　50　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
的叙述，特别是在第　61—74　页。
　





１．邵远平（始于　１６６４　年），《元史类编》，⑤４２　卷，１６９３　年成书。
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１１０２—１１６０　年）
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⑥
２．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
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
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　１９　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
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
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
驾斋养新录》，２０　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①１００　卷，还有他的文
集《潜研堂文集》，②７０　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
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　７９５　页注①）。
３．汪辉祖（１７３１—１８０７　年），《元史本证》，５０　卷。③书名强调“本
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
的名字。
４．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６　年），元史新编》，９５　卷，１８５３　年成书。④第
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
种文献。
５．曾廉（生于　１８６０　年），《元书》，⑤１０２　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
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
资料。
６．洪钧（１８４０—１８９３　年），《元史译文证补》，⑥３０　卷。
７．屠寄（１８５６—１９２１　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
传统史著。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
趣，用　２０　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
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
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
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
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１９１９—１９３０　年）。
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



⑤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　年初版。
⑥ ＇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　103　页及注　140　对该书的简介。
① ＇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　年版，1959　年再版）。
② ＇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　年版）。
③ ＇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　册（北京，1984　年版）。
④ ＇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　年版）。
⑤ ＇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　年版）。
⑥ ＇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　年版）。
①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版；北京，1930　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
再版（上海，1935　年；台北，1962—1969　年再版）。
② 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
史论丛》第　3　辑，第　219—230　页。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６０　卷，１２７０　年至　１３２０　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
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敕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
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
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
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
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
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
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
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　１９０８　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
《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
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
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
在　１９７２　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１９７２　年故宫博物院（台北）
影印出版了　１３２０　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①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
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②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
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
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
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　９　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
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　２０　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
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　２０　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
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　１３
—１４　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
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
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
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
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版），第　31—32
页。
① ＇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2　年版），
60　卷，16　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② 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成果，包括＇270＇1957　年出版的《元典章索
引稿》（台北，1973　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　期（1954　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
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　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
编校了《元典章》卷　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　卷
（京都，1964、1972　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
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
天已经是“国际学”。①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
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① ＇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