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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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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序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译名的翻译说明于下：
中文译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Ｗａｄｅ－Ｇｉｌ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在现
有拼写法中，这是英语写作中最常使用的翻译中文文献译名的拼法。有一些
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加以说明。
日文译名依然采用赫伯恩拼写法（Ｈｅｐｂｕ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
蒙古文译名采用田清波创制的拼写法，见《鄂尔多斯字典》，卷 ３，《古
代蒙古书面语词汇索引》（北平，１９４４ 年）。稍有变化的是将田清波拼法中
的 ｑ 改为 ｋｈ，ｒ 改为 ｇｈ，■改为 ｃｈ，■改为 ｓｈ，■改为 ｊ。
藏文译名采用萨拉特？钱达？达斯《藏英大词典》（加尔各答，１９０２ 年）
的拼写法。
波 斯 文 译 名 采 用 国 会 图 书 馆 的 拼 写 法（ ｔｈｅ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突厥文译名采用 Ｖ．Ｍ．纳德里耶夫《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 １９６９
年）中的拼写法，但有以下改变： ｒ 改为 ｇｈ，■改为 ｃｈ，■改为 ｓｈ。
汉文和日文人名按本身的习惯，姓在名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西方文字
发表的论著，署名按照发表时的形式，有时名放在姓的前面（如陈学霖，作
Ｈｏｋ－ｌａｍ Ｃｈａｎ），拼写法亦可能不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
汉文地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除了一些英文文献中惯用的尽
管拼写并不标准的地名。地名表可参见施坚雅《现代中国社会：参考书目》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 年），第 １ 卷，导言，第 １２ 页。现代地名不用
连字符（如 Ｈｏｐｅｉ 即今天的河北省），古代地名用连字符（如金代的河北西
路写作 Ｈｏ－Ｐｅｉ，Ｈｓｉ－ｌｕ）。
地图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的标准历史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上
海，中华地图学社，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版；北京，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６ 册，宋、辽、西夏、金；第 ７ 册，元。地图 ２３ 和 ３７ 采自《远东古代博
物馆通讯》，第 ５９ 期（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汉文官名一般采用贺凯的《中国职官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的译法。但是，该辞典不能完全解决本卷涉及时代的所有问题。本卷所
述各王朝官名的用法经常改变，读者应该记住，被宋、辽、西夏、金和元经
常使用的同一个官名，常有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有时需要不同的英文翻译。
本卷叙事中，皇帝在位时用他们的庙号，即位前用他们的原名。表 １—４
列举了各朝皇帝的各种年号。
年代采用标准的中国纪年，而不是西方纪年。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纪年
能够正常地与西方纪年相对，但是并不完全吻合。这样，如澶渊之盟，就被
按中国纪年系于 １００４ 年，尽管签约的时间实际是在 １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鸣谢
由于在叙事中要涉及各种语言和文化，本卷的编者们面临复杂的时代及
其史料提出的重重问题。我们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国际学术组织
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牟复礼教授的支
持，他仔细阅读并评审了本卷的全文；还要特别感谢詹姆斯？盖斯博士，他
在十年中处理了本卷和《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的琐碎学术事务。我们还要感
谢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不仅撰写了本卷中的一章，还帮助编
者们审定了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用法；亦要感谢金淑文
（Ｓｏｏ－ｗｏｎ Ｋｉｍ）女士，她帮助我们解决了朝鲜语的问题。
编写本卷用了多年时间，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慷慨支
持下，本卷才得以出版。
崔瑞德
傅海波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而自 ７０ 年代以
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１０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
桥近代史》共 １６ 卷，于 １９０２ 年至 １９１２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
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
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 １９６６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 ６ 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 １５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 ６ 卷，英文原名是 Ａｌｉｅ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１９９４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
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
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 ９ 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 ６ 章专述元朝的
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 ８６４ 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
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
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 ３ 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
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
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 １ 章辽朝的历史。第 ２
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
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
写本卷的第 ４ 章。第 ５ 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
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
历史。第 ６ 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
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
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
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 ７ 章元后期的历史。第 ８ 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
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
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
本卷中写作第 ９ 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
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
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
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
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 １０—１４ 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
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
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
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
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
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
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１０—１４ 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
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
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１０—１４
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
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
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
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
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
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
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
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
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
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
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
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
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 ６
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
以讨论。尽管第 ４—７ 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
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 １０—１４ 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
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
“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
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
收了本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
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
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
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
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
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
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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