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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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不操劳。”她烦躁地说：“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我是说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她撇撇嘴“倒是一夜之间。”

“这很重要吗？”我问出了我很久以来的困惑，“也许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是你如此辛苦地逆流而上，而是干脆忘了你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重新开始？”

“你倒试试！”她突然大声地反击我：“有过就是有过，记得就是记得，　我怎么能假装从一出生就住在电路都老化了的小房子里？我见过纸醉金迷，就回不到连喝进口牛奶都要从别的地方俭省的生活里。”她悲伤地环顾杨宽的客厅：房间布置得如同凡尔赛宫，奇楠香在她手边不分昼夜地点着，大把的钞票从雕着龙头的香炉里烧掉。

“我的意思是——”我软弱地说：“生活有很多种方式，毕竟大部分人都过着——”

“我不是‘大部分人’，等你变成‘大部分人’的那一天，再来教训我。”她刻薄地说，然后又宽容地笑了，“但我不希望有那一天，因为你一定受不了。‘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是谁说的？”她把白腻的手指插进头发里抓着，“想不起来了，但这人一定遭遇过大变故。”

“司马光。”我说，“他才没有大变故，连贬官也是贬到二品，死的时候是宰相。”

“那他就是个在书房里憋人生感悟的书呆子。”　“别这么刻薄。有些道理靠读书也能读明白。”　“书？我宁愿这世界上的人都是文盲，也好过有这些书读多了又没读透、一辈子生活在一条街上、还以为真能在历史书里看到未来的老糊涂蛋。除了骂人没有别的本事，搞政治的骂体制，搞艺术的骂好莱坞，自己有二十年的房贷没还清，还要抽空教别人怎么活得更不痛快。什么时候这帮王八蛋死光了世界才能清净。照他们的道理活着，我还不如回我妈的肚子里再造一回。”

我憋不住笑：“回炉再造，也还要生出来，没准儿这回生得丑了，连靠脸翻盘的机会也没了。”

“本来就没有。”她咧嘴一笑，“你好天真。你看我结交这些人，就当真以为我想嫁给哪一位？只不过是因为认识的年头长，更能谈得来些　——就算再纨绔再混蛋，也比外面那些眼界只有三尺宽的小男孩强。　可是要结婚呢　——图事业的要找门当户对的，图幸福的要找贤妻良母，　我是哪个？我都不是。”

故事篇

2009年秋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办了一个女生party，邀请了至少二十个女孩。

那天路雯珊戴了一串帝王绿福豆项链，水头好到要溢出来，即使我这个对翡翠只懂皮毛的人也看得出是顶级的货色。路雯珊说这是一个国民党姨太太的东西，1949年初这军官同正房太太连夜逃去台湾，姨太太得到消息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这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给姨太太留下这颗福豆，说是当年孙殿英从慈禧墓里挖出来的，价值连城，　如果姨太太在新中国过得不好，把福豆卖掉，够吃一辈子。

可惜姨太太连新中国成立都没有等到，军官走后没几天，她就戴着福豆项链上吊了。遗书里写明了福豆的来历和价值，姨太太的意思是把她草草收殓就好，福豆留给在乡下务农的老爹老娘。老爹老娘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文盲，上不懂民族大义，下不懂儿女情长，但他们在祖宗墓上点了一个穴安葬了女儿，项链依旧戴在她的脖子上。

1966年，这位姨太太被掘了坟墓，据说包裹尸体的草席已经烂光，　白骨陷在泥土里，这翡翠就挂在白骨上，被军代表扣下了。

至于这颗福豆是怎么到了路雯珊手里，她似乎也讲了，但我被那黑泥、白骨、翡翠的场景吓到了，那一幕在我心里定格了很久，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路雯珊已经在手舞足蹈地炫耀另一件东西了。

陈白露把脚搭在一只矮凳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用她惯有的轻蔑眼神看着路雯珊。

”你也不怕慈禧半夜来找你，三寸金莲，樱桃小口，就站在你床边——”陈白露笑着说。

“慈禧丢的东西海了去了，且找不到我这儿呢。”路雯珊也笑着朝她翻了个白眼。

在路雯珊讲故事的时候，付师傅至少进出了五次，不是给烟灰缸添咖啡沫，就是拿着炖蛊让我尝汤的咸淡。一个油光满面又卑躬屈膝的中年男人在眼前晃，对我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事。

可是我没有拒绝人的天分。烦到极致，我也只是说了声：“付师傅，　你歇着吧！”

“徒弟都在呢，您放心！”付师傅中气十足地对我用“您”字，我也不得不矜持起来，有火也不能发。

“走开。”陈白露冷淡地说。　付师傅热情洋溢的表情立刻在脸上凝固了，看看陈白露，又试探地看看我。　陈白露低头切雪茄，仿佛胖大的付师傅是一团空气。　我耸耸肩，表示不站在他这边。

付师傅尴尬地笑了两声，迅速走掉了，他的背影还没消失在门口，　陈白露就冷着脸对我说：“这种人你忍他有什么用？趁早说明白别来往，　厨师哪儿找不到？”

我确定付师傅是听到了的，这种当面讲人坏话又被抓包的感觉让我很尴尬。

陈白露去阳台抽烟，窗子拉开一条缝。　“她不就是一落马贪官的女儿吗，她牛气什么呀。”路雯珊瞥了一眼陈白露的背影，对我说。　“闭嘴。”我迅速回应她，速度之快让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当时房间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她们像训练有素的马驹一样齐刷刷把头摆向陈白露，但是陈白露连头都没有回。

没有看向陈白露的只有路雯珊一个，她半张着嘴看向我——这个智商是个位数的姑娘，总是把轻蔑和困惑都写在脸上——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站在陈白露这边，她永远不会明白的。

后来我们下楼吃饭，我对着那张长方形的水晶餐桌毫无食欲。餐桌上杯盘林立，头盘、主菜、汤和甜点堆在一起，这种不讲究次序的吃法让我想起“礼崩乐坏”四个字；主菜是奶油焗虾，餐酒竟然是配牛排的白马庄，这简直不能忍。

“香槟呢？拿香槟！”我对着付师傅的徒弟喊。　我是用力喊的，作为出了名的好脾气，我把这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哥吓了一跳，他把用锡纸包着的香茅草烤鱼放在桌角　——天，云南菜都出现了——就怀抱着两个盛满酒的醒酒器，匆匆往厨房走。

走到一半，小哥又回头，声音发着抖问我：“这些酒要倒掉吗？”　我叹口气：“煮一点儿水果吧——有没有雪梨？”　我忘了小哥是怎么回答的，也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吃到红酒煮雪梨，因为我刚刚把他打发走，就听到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门外是陈言，他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给我的礼物。秋天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穿着一件棒球衫，一头卷发在秋风里微微飘动，怀里的牛皮纸袋露出酒瓶的上半截，他朝我一笑，厚嘴唇里一排雪白的牙齿。

鲜衣怒马，翩翩少年。

我只爱过　这一个　人，　这并不　悲哀，　悲哀　的是我　无从确　认他是否　喜欢我。

陈言在大　学里读的　是经济　学，　像所有　有精英　情结的　人一样，　他十分看不起像我这样读艺术的人，他认为我既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创造价值。

他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对啦，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生追求纯粹的爱情，我的理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共度一生。　我能给出你们给不了的最大手笔的表白，比如写一本书，或者拍出一部电影。”

我记得当时他笑得很凶，他说，爱情是悲剧的开始，表白是爱情的开始。所以“我爱你”三个字从一说出口，就一去不回头地走上了通往悲剧的路。

“那么要怎么办呢？”我问。　“保持距离。”　“如果对方穷追不舍呢？”　“远走高飞。”

说好的是女生party，我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可我实在低估了陈言要泡妞的决心，他和我僵持到我冷得受不了，我只好把门让开一条缝。

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戒烟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part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果然有半瓶黄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卧室的冰箱里。

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把螃蟹拿到卧室来吃，顺手也拿了黄酒。

“热一点儿来喝嘛。”她很有兴致。　房间里没有喝黄酒的杯子，只有两套咖啡杯。用电水壶烧了水，热水倒进茶海里，两只镶了纯金边的咖啡杯里各倒进半杯黄酒，她的少一点儿，我的多一点儿；杯子放进茶海里温着。

休息使她脸上的灼烧的红晕褪去了，变得苍白。她的头发松散地披拂在饱满的脸颊上，“生日快乐。”她细瘦的手举起一只杯子，“我知道你比看上去孤独。虽然旁人能做的很少，可是有我在，希望你多少能好一点儿。”

我在眼眶里蓄了很久的泪水汹涌而下。　我得说，尽管我们共处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让我恨得牙痒痒，但那一刻，我很爱她。

她喝过酒之后，精神反而平静了，脸上也和缓了许多。我扶她睡在床上，然后去客厅里把客人打发走。

陈言坐在陈白露刚才坐的椅子上，手里捏着她一头已经烤得焦黄的雪茄出神。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酒醉使他跌跌撞撞，看上去满心焦急。

“她是谁？”　“陈白露。”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早知道他要问的。这是注定的。

2009年冬

~1~

这一年的寒假我开始实习，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电影宣传。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爸把我托付给他电影局的一个朋友，我叫他苏伯伯。第一次见到苏伯伯时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涕泪横流地喊“李安大师好”，可惜苏伯伯除了一张阔脸像李大师，毫无其他相似之处，尤其他曾经攻击我的偶像阿莫多瓦，我从此常常在背后朝他翻白眼。

在艺术上，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苏伯伯本来要安排我去一家国有制片公司实习，我两年前去过那家公司，从经理到员工，简直每个人都把“国有”二字刻在了脑门上，我仿佛预见到自己在看报纸喝茶水的生活中老去，赶紧说我“怕苦怕累不想实习”推脱掉了。

苏伯伯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能在他眼里我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说“实习报告我帮你开，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还没等我从苏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伯伯告状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说我“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真委婉，可我爸还是听出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大概不太让人满意，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想在一个稳定而臃肿的体制里虚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虽然从小区门口到家门的路上北风呼啸，我还是听到了我爸在电话里的一声嗤笑。

然后他迅速改口，说：“好，好，有出息。你去闯荡闯荡也好。”

心凉了一半。我如此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