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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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任命是一门艺术】

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贞观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

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

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勣、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其微妙之处就颇值得我们玩味，也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李世民的帝王术。

贞观四年春天，李靖一举平定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凯旋回朝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旧唐书·李靖传》）。

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

“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

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定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

李靖摇头苦笑。

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靖大感恐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正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

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

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疏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太宗大加责让，李靖顿首谢。”

后来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

还好，谢天谢地！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与前共计）五百户。

又过了几天，李世民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二千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现在居然频频获赏，并且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如此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境遇真是让他无限感慨。

换言之，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一边是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深履薄的戒慎之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却又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赶紧闭门谢客，低调做人。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证实了李靖的清白，可李靖却从此“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旧唐书·李靖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在李世民恩威并施的“特殊教育”之下，一个担心功高震主的臣子到最后必然会有的一种选择。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

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

他就是尉迟敬德。

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蹿了。

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

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住地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睁，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

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百官们目瞪口呆，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

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

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

果然，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时节已近深秋，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因为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学会自我克制。要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自我克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

尉迟敬德顿时一怔。

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

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遍身的箭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不无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

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

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

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两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

李世民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

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

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

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四十一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是何等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