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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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的原因。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于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县）。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

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二十天的李世民面前。

是战，还是和？

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行事。

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时候内忧外患一齐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积蓄力量的机会。

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执失思力错了。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力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力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之外，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请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做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