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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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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亟须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他强烈地希望，张濬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从来是美好的，而现实却终究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反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全线崩溃。
回顾这半年来接二连三的败报，昭宗的心仿佛在滴血——
八月，大战还没开始，副帅孙揆就在长子（今属山西）西面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旋即被杀。
九月，南面主将朱全忠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
九月下旬，北面正副主将李匡威、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
十月，当各路讨伐军已被李克用各个击破后，张濬率领的主力才刚刚推进到晋州。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县）遭遇，刚一交战就败退下来，后方大军不战自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紧接着，一阵恐惧就袭上了心头。他知道，不给李克用一个说法，他肯定跟朝廷没完。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怒气冲天地上了一道奏疏，说：“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天子和朝廷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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