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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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

【飘风骤雨的“永贞革新”】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王叔文并不知道，早在范希朝和韩泰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发了一封密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俱文珍能表明态度。俱文珍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但是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根本不用他们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王叔文邀请的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开席时，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是什么用意呢？

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

在俱文珍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他认为，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他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一点面子也不给，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了。众人勉强干了几杯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在朝中，可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

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可怜又愚蠢。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

“我中风了！”

王伾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初六，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

不久，王伾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李纯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

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

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

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本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