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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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的意思明摆着——这是老天爷的过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天下的人都认为卢杞其罪当诛，德宗也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自从卢杞当上首席宰相后，所犯的错误可谓不胜枚举，为什么德宗竟然视而不见，仍旧一心一意袒护他呢？为什么德宗即位时那么英武果决，现在却变得如此昏庸暗昧呢？

答案很简单，德宗受伤了。

众所周知，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遭遇了太多挫折，自信心被打击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渐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还有些自卑。在此情况下，任何直言不讳的进谏都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只有像卢杞这种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才能抚慰德宗受伤的心灵。

既然如此，德宗又怎么可能杀卢杞呢？

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洞若观火。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进卢杞的耳朵时，他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因为他知道德宗离不开他。况且，要跟李怀光这种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大老粗过招，对卢杞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奉天之围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应该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不能拖延时日，尤其不能召他入城觐见，因为一进城就要赐宴、颁赏等等，一拖又是好几天，倘若让叛军利用这个时间重整旗鼓，想要消灭就难了。

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还颁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

李怀光走了。

他带着自己的五万部众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前他说了一句话：“吾今已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显而易见，此时的李怀光已经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绝望了。

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通常都属于危险人物。尤其是当这个人手里掌握着一支军队的时候，其危险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这样的人，接下来会干什么呢？

第八章　濒临破产的大唐朝廷

【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

李怀光虽然走了，但他并不是去克复长安。

他走到咸阳就按兵不动了，而且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在此期间，李怀光只做了一件事：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卢、赵、白三人。

事情明摆着，李怀光要跟天子做交易——想让我讨伐朱泚，就先诛杀这三人；不灭此三人，我绝不出兵！

面对李怀光的要挟，德宗很生气，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李怀光的手里掌握着五万朔方军。

区区泾原的五千乱兵就把帝京长安搞得天翻地覆了，更何况这五万朔方军！

打从玄宗时代起，朔方军就一直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直到今天，朔方《：文。》军始终是《：人。》李唐朝廷平《：书。》定藩镇叛乱《：屋。》的核心力量。如今，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朔方军要是再作壁上观，或者干脆跟着造反，那德宗拿什么来平叛？这一百六十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要就此玩完？

就在德宗万般纠结、左右为难的同时，朝中的舆论也越来越猛烈，文武百官纷纷把矛头指向卢杞等人。

德宗彻底没辙了。

他决定跟李怀光做这笔交易。

建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德宗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宰相卢杞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神策军使白志贞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度支使赵赞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司马。

卢杞一滚蛋，德宗李适的智商马上就有了显著的提升。在翰林学士陆贽等人的积极谋划下，德宗终于对目前整个天下的大势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德宗朝廷针对叛乱诸藩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

这是一个“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两手战略：对朱泚、朱滔、李希烈之流，就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则用另一个字——拉。

德宗知道，自从朱泚称帝后，朱滔便日益骄矜，目中无人，所以眼下田、王、李三人跟朱氏兄弟都是貌合神离，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万一朱泚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人就肯定是他们。河北诸藩有了这样一条致命的裂缝，李唐朝廷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建中四年岁末，德宗遣使暗中向田、王、李三人许诺，一旦反正，所有罪行全部赦免，而且赠以高官厚爵。

德宗的离间之计虽然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田、王、李三人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表面上仍旧与朱滔称兄道弟，而且并未取消王号。

很显然，这三个人是在骑墙。因为就目前这种混沌不堪的局势而言，他们还是很难确定该把宝押在哪一方，所以骑墙对他们最为有利，也最为安全。

幽州的朱滔当然不知道隔壁那几个哥们正在和朝廷眉来眼去，他现在一心只想举兵南下，和他的三哥朱泚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军中原，然后在东都洛阳会师。

一旦占据两京，他们朱氏兄弟就有了逐鹿天下、号令四方的雄厚资本。每每想起这个激动人心的美好愿景，朱滔睡到半夜都会笑醒。

当然，仅凭他一镇之力，要南下扫荡中原还是有些底气不足的，所以，朱滔需要援手。

朱滔决定找两个帮手：一个是回纥人，还有一个就是魏博的田悦。

之所以找回纥人，一来是因为他们打仗厉害，二来是因为他们贪财好色，只要有打家劫舍的活儿，加之许诺给他们金帛美女，他们肯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而之所以找田悦，是因为田悦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当初田悦被朝廷军围困在魏州，要不是朱滔联合王武俊出手相救，田悦早就死翘翘了，所以他没有理由不还这个人情。

这一年十二月末，朱滔的使者来到魏州，给田悦送了一封信，说：“当初八郎（田悦排行第八）陷于危难之中，我与赵王（王武俊）舍命相救，好不容易帮你解了围，这事你应该没忘吧？如今我三哥在关中秉承天命，我打算和回纥人一起去帮他，希望八郎准备一下兵马，和我一道攻取大梁（同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田悦见信后大为踌躇。要是答应朱滔，显然是被他当枪使，甚至是替他当炮灰，太不值得；要是不答应，就有忘恩负义之嫌，而且人家天天上门催讨人情债，这脸面实在挂不住。

田悦只好召集心腹扈崿、许士则等人商议，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该如何应对。许士则当即对朱滔这个人进行了一番详尽的剖析。

他说：“最初，朱滔只是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麾下一个小小的牙将，就和他三哥朱泚、大将朱希彩一起杀了李怀仙，然后拥立朱希彩；朱希彩从此对朱氏兄弟宠信有加，可没过多久，朱滔就和同僚李子瑷谋杀了朱希彩，拥立朱泚；后来，朱滔又怂恿朱泚入朝为质，随即自立为留后，夺取了朱泚的兵权；再后来，朱滔为了巩固权力，又杀了当初与他同谋的李子瑷，其后又陆陆续续杀了二十多人，都是曾经为他卖命的同党；现在，朱泚在关中称帝，朱滔马上又拉虎皮做大旗，日后他一旦得势，肯定会把朱泚取而代之。像朱滔这种利欲熏心、狡诈多变的人，亲兄弟尚且不认，何况同盟者？”

最后，许士则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而今之计，我们表面上不妨答应朱滔，可暗中必须加强戒备。等他来要兵马，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给他几千老弱应付了事。如此一来，大王既成全了报德的名声，又不必遭人胁迫，可谓两全之策。”

扈崿等人闻言，皆表赞同。田悦也是心中窃喜，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没有明确表态。

稍后，恒冀的王武俊听说朱滔在拉拢田悦，唯恐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恒冀北面是幽州，南面是魏博），赶紧派人去给田悦打预防针，说：“朱泚还没有称帝之前，朱滔和我等比肩为王，就已经瞧不起咱们了，你要是再帮他平定中原，让他和朱泚连成一气，我等必成他们的阶下之囚！所以，八郎千万不能跟他一同南下。他若逼你出兵，你只管闭城拒守，我一定会寻找他的破绽，跟昭义的李抱真联手把他干掉，到时候我们还是唐朝的节度使，犯不着跟他这种乱臣贼子一块遭殃！”

接到王武俊的信后，田悦心里面有数了，随即给朱滔回了一封信，承诺跟他一起出兵。

朱滔大喜过望。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滔亲率幽州步骑共计五万人，外加团练一万余人，还有回纥铁骑三千人，浩浩荡荡从河间出发，准备去实现他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了。

然而，这注定只是朱滔一厢情愿的美梦。

因为，隔壁那几个哥们现在都拿他当贼防着，不会让他的野心得逞；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三哥朱泚，也已经自身难保、命不久矣。

建中四年岁末的这些日子，叛乱诸藩中最得意的人当属李希烈。

朝廷任命的淮西招讨使李勉根本不是李希烈的对手。李勉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被李希烈围攻数月，一直等不到关中来的援军，最后不得不放弃汴州，率所部一万多人突围，退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

李希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北路，叛军刚刚兵临滑州（今河南滑县）城下，刺史李澄便举城而降。

——西路，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武牢（今河南荥阳市西）以东地区。

——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今河南睢县），守将高翼城破后投河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江、淮大震；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晋见李希烈，表示已命令辖下的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四地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听从李希烈指挥。

在建中四年这个冰冷刺骨的冬天里，由强藩李希烈点燃的战火正在帝国的腹地肆意蔓延，并且已经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

与此同时，唐德宗李适正坐在奉天简陋的天子行宫里，看见另一场火焰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灼灼燃烧。

这是一场旧我与新我激烈交战的火焰。

翰林学士陆贽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他就必须迈出他帝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步，“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所有过错。简言之就是四个字——下诏罪己！

德宗李适并不知道“下诏罪己”能否让帝国获得新生，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构成的巨大梦魇……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听到了一则令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适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天子罪己？

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

诏书公开发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灾变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惺惺作态。而李适此诏则迥然不同。他一下子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以一种“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一一剖析了自己的毛病、缺点、过错。这既是在灵魂深处闹了一场革命，又不啻于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了一回。此诏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所草，但肯定是要李适过目点头才能公布的。所以说，李适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将此文节录于下，以飨读者：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非同寻常的《罪己诏》发布之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

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拾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真正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把这种关注落实到政策上，老百姓才会真心拥护这个政权。

具体到德宗的这篇诏书，能够让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显然是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若非如此，老百姓是不可能被什么廉价的“真情”感动的。

至于叛乱诸藩，德宗朝廷则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不称帝、不突破德宗李适最后的底线，所有叛乱者均可既往不咎。所以我们看见，除了朱泚之外，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都得到了赦免。为了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朝廷甚至帮朱滔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他愿意，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唐朝廷抛出这样的橄榄枝，无疑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联盟的基础。不管叛乱诸藩是否会因此归顺中央，反正李唐朝廷已经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大诚意。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德宗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戡乱形势及时出台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出人意料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作出了反应。

当然，各方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秦”的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是在历史上，秦的国祚短，汉的国祚长，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