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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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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樗蒲，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博彩游戏，但规则比普通的掷骰子复杂得多，胜负结果需要有精密的计算，正是杨钊所擅长。
玄宗当时最喜欢玩，一听说有人善玩樗蒲，立马召见，随后就任命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并准许他以供奉官的身份出入禁中。从此，每当玄宗在宫中玩樗蒲，杨钊就专门在一旁负责计算点数和输赢，每次都算得又快又准，玄宗不禁大为赞叹：“好度支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度支郎就是财政官员的意思。当时玄宗除了爱玩就是爱钱，谁要是能帮他大把大把搞钱，保管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比如早年的宇文融，以及后来的韦坚、杨慎矜、王鉷，都是因为善于聚敛而成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杨氏三姐妹随即抓住玄宗的这句话不放，天天缠着他，要他给杨钊封个管财政的官。玄宗拗不过，只好让杨钊到户部当差，不久又擢升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让他在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王鉷的手下任职。
后来的事实证明，玄宗的决定是相当英明的。因为杨钊搞钱的本事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
从杨钊被任命为度支郎中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彻底告别了穷愁潦倒、郁闷不堪的过去，从此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就好比从艰险崎岖的蜀道直接拐上一览无余的高速一样，周遭景物豁然开朗，前程顿时变得无限远大……
在此后的几年中，杨钊使尽浑身解数，细心窥伺玄宗好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同时拿出看家本领大肆聚敛，迅速博得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于是不断获得升迁，在短短几年间就兼任了十几个财政职务。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杨钊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主管全国财政工作），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从前混迹市井、狂饮滥赌的小混混，几年前还抑郁不得志的这个蜀中小吏，如今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位高权重的当朝大员。当初对他敬而远之的那帮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现在肯定懊悔不迭——过去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为了让天子对自己的政绩有一个直观而美好的印象，杨钊自从当上财政大臣后，就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将上缴中央的粮食兑换成绸缎，同时又用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购买布帛，全部收进国库，然后频频上奏玄宗，宣称国库中的财帛已经堆积如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程度——“帑藏充牣，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国家不差钱了，玄宗当然高兴。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二月，玄宗召集文武百官，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国库，一看之下，果然如同杨钊所说——府库盈满，财物山积，放眼古今，罕有其匹！
目睹如此盛况，满朝文武无不咋舌，大唐天子也止不住两眼放光——如今的大唐帝国岂止是不差钱，简直是富得流油、富得冒烟了！
玄宗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宣布：满朝文武通通有赏，一律按官阶大小赐给相应布帛；同时赐给杨钊三品紫袍和金鱼袋，以示无上恩宠。
自开元后期以来，玄宗在赏赐宠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把钱当回事了，自从这次“国库观摩”之后，其思想更是获得了空前解放，达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赏赐贵幸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俨然把国库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钊向玄宗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为他的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昭雪。玄宗二话不说，当即准奏，以二张当年曾劝武皇迎回中宗、对社稷有功为由，下诏追复二张的官爵，并赐其一子为官。数日后，杨钊又以自己名字中含有“金刀”，暗合某图谶，对天子和朝廷不吉为由，请求玄宗赐给他一个新名字。玄宗有求必应，立刻赐名为“国忠”。
有道是名正则言顺，杨国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搞出这两个花样，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包装自己，为日后攫取大权铺平道路。首先，通过为二张平反，他就不再是逆臣余孽，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功臣之后，从此拥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出身；其次，通过改名，既能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从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又能通过皇帝赐名，让所有人意识到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与不同凡响。
从今往后，这世上就不再有那个叫杨钊的小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子亲自赐名的这个功臣后代杨国忠。
昔日的小混混就此华丽转身。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从今往后，杨国忠就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里，向权力之巅发起冲锋。
当然，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你要想在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你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直到你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你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事实上，从天宝六年开始，杨国忠就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幕后策划并且与他配合无间的人，就是李林甫。
天宝中后期，他们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而在被他们铲除的异己中，死得最难看的，就是先于杨国忠受到玄宗宠幸的两大理财高手——杨慎矜和王鉷。
【天宝大狱】
杨慎矜，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为人沉毅有才干，尤其是财政工作方面，能力特别突出，历任监察御史、太府出纳、含嘉仓出纳使、京畿采访使、户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天宝五年，杨慎矜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整垮了另一个理财高手韦坚，进而将其取代，成为玄宗心目中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毫无疑问，在李林甫的手下干活，有一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和赏识。而韦坚一死，杨慎矜又渐渐“为上所厚”，自然就引起了李林甫的嫉恨。
对李林甫来讲，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整个宰相生涯，几乎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如今，杨慎矜既然无视前车之鉴，再次走到五百万伏高压的边缘，李林甫当然要想办法让他领教一下碰触高压的滋味。
李林甫的整人手法是相当高超的，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准确捕捉你身上的弱点。即便你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也能找出你身上最脆弱的那个脚踵。一旦找到你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就能像阿波罗那样一箭把你射穿。
那么，杨慎矜最脆弱的脚踵在哪呢？
结交术士。杨慎矜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经常和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暗中交往。
为什么大臣不能与术士交往？
因为早在开元十年，玄宗就曾经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虽然早有明令禁止，但杨慎矜还是一直把史敬忠奉若上宾。因为在他眼中，这个史敬忠和芸芸众生大不相同，简直就是个神人。
据说有一次，杨慎矜祖坟旁边的草木忽然流出红色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流血一样，十分可怕和诡异。杨慎矜极为不安，就问史敬忠该怎么办。史敬忠马上告诉了他一个禳解之法，让他在家中的后花园设置一个道场，然后每天退朝后，必须赤身裸体、披枷戴锁在道场中静坐。杨慎矜依言而行，一直坐了十天，祖坟旁边的草木果然就止血了。杨慎矜顿时对史敬忠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不管碰到大事小事，必定要让史敬忠帮他预测吉凶。
杨慎矜自以为皇帝不可能知道他结交术士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把几十年前颁布的那道禁令当一回事。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玄宗还是听说了杨慎矜与术士暗中交往的事。玄宗很恼火，但考虑到他在财政工作方面一直干得很出色，也只好隐忍下来，没有发作。
可是，玄宗不发作，不等于杨慎矜就太平无事了。
因为，一心想让他死的人不是玄宗，而是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还有一个就是杨慎矜的表侄——王鉷。
王鉷，太原人，武后时期的名将王方翼之孙，是玄宗一朝继宇文融、韦坚、杨慎矜之后的又一个理财高手，历任监察御史、户部郎中、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御史中丞等职。在户部任职期间，王鉷曾在正常赋税之外，拼命向百姓搜刮，一年就给玄宗的内库增收了上百亿的收入，专供玄宗赏赐之用。尽管民间为此怨声载道，他却因此备受玄宗赏识。
当然，王鉷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除了他自己聚敛有术之外，也要归功于他表叔杨慎矜的引荐。
杨慎矜既是王鉷的长辈，也是他入仕的恩人，可没有人会想到，王鉷最后竟然会恩将仇报，亲手把杨慎矜置于死地。
这对叔侄最终之所以反目，说起来双方都有责任。
刚开始，其实王鉷对杨慎矜也是感恩戴德、敬重有加的，可自从当上御史中丞后，在官职上就和杨慎矜平起平坐了，心气自然也就高了，对杨慎矜的尊重便日渐淡薄；再加上他后来又攀上了李林甫，自以为有了更坚实的靠山，于是越发不把杨慎矜放在眼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鉷受人恩惠没有记住，可杨慎矜却偏偏是个给人恩惠牢记不忘的人。在他眼中，王鉷能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而且官当得再大也是他的晚辈，所以丝毫没有给予这个表侄起码的尊重，总是在朝堂上直呼其名。此外，王鉷是私生子，平常最怕人提起他的出身，偏偏杨慎矜又喜欢揭他的疮疤，总在人前人后嫌王鉷的母亲出身微贱。久而久之，王鉷不但把杨慎矜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对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恨意。
而对于王鉷的这种内心转变，杨慎矜却丝毫没有察觉，平常还是习惯跟这个表侄聊一些家常话，甚至把他与史敬忠交往的一些细节，也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王鉷。
杨慎矜绝对没想到，他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了王鉷手里。
对于杨慎矜和王鉷的恩恩怨怨，李林甫和杨国忠始终洞若观火。
李林甫是因为杨慎矜碰触了高压线而想收拾他，杨国忠则因为杨慎矜是老资格的财政专家，挡了他的升官之道，所以要把杨慎矜扳倒。
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杨慎矜的破绽，自然对他和王鉷的关系特别关注，此外，杨慎矜与史敬忠暗中交往的事情，也没有躲过他们的眼睛。后来，当杨国忠得知玄宗对杨慎矜结交术士一事甚为不满时，就意识到收拾杨慎矜的机会来了。他当即把消息透露给王鉷，告诉他皇上很生气，时机很合适，要下手就赶紧。
紧接着，李林甫也向王鉷暗示，可利用杨慎矜系隋炀帝后人的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依计而行，随即在长安坊间到处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并且在家中暗藏谶书，计划复兴祖先隋炀帝的帝业。流言不胫而走，很快传进了玄宗的耳中。
玄宗暴怒，马上命人把杨慎矜扔进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
代表御史台出面审讯的官员有两个，一个是杨国忠，另一个叫卢铉，也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案子开审后，卢铉立刻逮捕了杨慎矜的一名亲信——时任太府少卿的张瑄，对其百般拷打，逼他承认与杨慎矜合谋造反。没想到张瑄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打，死活不说一个字。卢铉大怒，命人动用酷刑，将张瑄的双腿绑在木头上，然后命几个壮汉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同时用力往后拉。
可想而知，这种酷刑的作用与五马分尸类似，都是把人的身体拉长撕裂。可是，五马分尸是让人当场毙命，痛苦较为短暂，这种酷刑却是只把人拉长而不把人撕裂，让你在咽气之前感受长时间的痛苦，比五马分尸更为残酷，可谓酷刑中的极品。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瑄的身体当场就“加长数尺”，而且“腰细欲绝，眼鼻出血”。不可否认，史书的描写是有些夸张了。暂且不论几个壮汉的力量能否把人拉长“数尺”，就算能够，人也早死了；而且最先被拉长拉细的部位肯定不是腰，而是脖子。但是，即便史料记载失实，我们也不难想见这种酷刑的可怕程度，并且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刑罚手段并不以致人死命为目的，而是要让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痛苦。然而，尽管动用了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卢铉还是没能从张瑄嘴里抠出一个字。
没有人证和口供，案子就定不下来。而史敬忠早在案发时就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李林甫和杨国忠顿时有些犯难。
怎么办？
关键时刻，吉温上场了。
杨慎矜案发后，史敬忠当即潜逃，一口气逃到了老家汝州。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三法司也一筹莫展。而吉温接受任务后，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带上人马直奔汝州，并且直接在史敬忠家里将其抓获。
吉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史敬忠是他父亲的世交，吉温小时候没少被史敬忠抱过，所以史敬忠躲在哪里他最清楚。只是史敬忠没料到朝廷会派这个知根知底的吉温来抓他，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躲在家里。
吉温逮捕史敬忠后，一句话也没说，命人用铁链锁了他，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押了就走。一直走到临近长安的时候，吉温才命人对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供了，现在就差你一个人的证词，你要是聪明的话，也许还能保住一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不远就是骊山了（当时玄宗在骊山华清宫），要是到了那儿，你想自首也来不及了。”
史敬忠吓傻了，恳求给他一张纸，他全部招供。可吉温还是没搭理他，继续拍马往前走。史敬忠一路上拼命哀求，吉温都装聋作哑。直到距离骊山十里开外的地方，吉温才停下来，给了史敬忠三张纸，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让史敬忠一五一十写下了供状。
拿到供词后，吉温才除去史敬忠的头套，下马向他行礼，说：“在下皇命在身，请世伯千万不要怪罪！”
史敬忠归案后，杨慎矜就彻底屈服了，乖乖承认了他和史敬忠交往的所有细节。可当问到阴谋造反的谶书时，杨慎矜却矢口否认。三法司派人搜遍了杨宅，也没找到谶书。
李林甫随即指示卢铉再去搜一遍。
卢铉心领神会，在袖子里藏了本谶书，进入杨宅转了一圈，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这个叛贼真狡猾，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至此，人证物证全都有了，杨慎矜死定了。
天宝六年十一月底，玄宗颁布诏书，将杨慎矜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哥哥同日赐死，将史敬忠杖打一百，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同时还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李林甫、杨国忠和王鉷虽然联手除掉了杨慎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成为同盟。
因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
不杀到剩下最后一个，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笑到最后？
杨慎矜死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王鉷了。他先是被玄宗擢升为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继而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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