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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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毛仲为什么如此蔑视宦官呢？

说穿了，其实就是因为出身相同，所以强烈渴望压过对方一头。

简单地说，就是攀比心。无论是高力士对王毛仲的嫉妒，还是王毛仲对高力士的蔑视，追根究底，很可能都是攀比心在作祟。不仅宦官们觉得王毛仲“全盛逾己”，说不定在王毛仲心里，也会觉得宦官们“全盛逾己”，所以才会通过蔑视来表达他的不平和愤怒。

古人经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事实往往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

相同的出身提供了最强的可比性，相似的攀比心又让双方戴上了一副同样不可靠的有色眼镜，这种有色眼镜又强化了同一种扭曲的竞争意识。因此，乞丐不嫉妒富翁，只会嫉妒别的乞丐。

说到底，人有时候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是因为别人成功了。

王毛仲与高力士的种种矛盾纠葛，说穿了，不过如此。

其实，高力士等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妒且恨，却又敢怒不敢言，关键还不仅是王毛仲从玄宗那里得到的宠幸太多，而是王毛仲已经恃宠而骄，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扩张了。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就是他对禁军的控制。

开元中期，除了朝中许多文官对王毛仲趋之若鹜外，当年跟随玄宗搞政变的那帮禁军将领，如葛福顺、李守德等数十人，也全都成了他的铁杆拥趸，人人唯其马首是瞻。其中，葛福顺还跟王毛仲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帮人依仗王毛仲在朝中的权势，恣意妄为，横行不法，朝廷有关部门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压根不敢过问。

此时的王毛仲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交结朋党的嫌疑，甚至已经严重逾越了自身权力的边界。

本来，这帮禁军将领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被处理掉，是因为玄宗觉得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军人，如果他们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可现在，他们居然以王毛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意味着什么？

这分明意味着，王毛仲和这帮人已经对玄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如今的王毛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奴了，而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朝廷百官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和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在此情况下，这帮具有政变经验的高级将领又把他奉为老大，那王毛仲的能量岂不是无人能及了？一边联结着朝臣，一边又控制着禁军，万一他生出什么野心，那玄宗要拿什么来防他？

每当想到这一些，高力士就会替玄宗捏一把汗。

可是，让高力士百思不解的是——玄宗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王毛仲如何“骄恣日甚”，他却依旧“每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忠心耿耿的人，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应该向玄宗提出警告，让他对王毛仲严加防患，最好是尽早将其铲除！

当然，高力士此人生性谨慎，城府极深，在王毛仲权宠正盛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所以，他得先找一个人去试试水。

高力士找到的这个人，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huàn）。

这个齐澣，就是当年送给姚崇“救时宰相”这四字评语的人。此人博古通今，明于吏事，早在中书省任职时就有“解事舍人”之称，如今正受玄宗器重。高力士挑选这样的人去打前锋，对王毛仲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而此时的齐澣急于想要博取玄宗好感，正好通过王毛仲这件事来向皇帝表忠心，所以高力士一开口，他就欣然同意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也就是王毛仲刚刚和葛福顺结成亲家不久，齐澣找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地对玄宗说：“葛福顺统领禁军兵马，不应该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一个轻浅浮躁之人，权宠太盛，易生奸变。倘若不尽早加以铲除，必将酿成大患。高力士为人小心谨慎，而且又是宦官，足以在宫中任事，陛下尽可委之腹心，又何必重用王毛仲呢？”

其实，对王毛仲恃宠生骄的表现，玄宗也不是毫无警觉。就在前几天，王毛仲还刚刚开口跟他讨要兵部尚书一职，简直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玄宗颇为不悦，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形于辞色，玄宗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

而玄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王毛仲采取措施，是因为王毛仲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定势力，并且背后又有一大帮禁军将领支持，如果玄宗考虑不周，草率行事，就有可能激发事变。此时，齐澣能够在这件事上进言，玄宗当然是很欣慰的，但是这事得从长计议，急不得。

玄宗随即对齐澣说：“朕知道贤卿忠心为国，可此事非同小可，容朕慢慢考虑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齐澣心中暗喜，觉得这回参王毛仲真是参对了。为了表现自己做事的沉稳老练，齐澣还刻意卖弄了一下，说：“陛下理当审慎为之，但有句话说得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万望陛下一定要严守秘密。”

齐澣这话的意思是：君主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臣子，臣子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自己。

尽管对玄宗这种精明的皇帝来说，齐澣这句叮嘱显得有点多余，但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玄宗欣然接受。

只是，玄宗万万没有料到，他这里谨守约定，守口如瓶，可齐澣那小子，却一转身就把秘密捅出去了。

事情是坏在一个叫麻察的人身上。

此人原任大理丞，因罪被贬为地方小官，齐澣和他交情很深，就出城为他饯行。好朋友分手，自然要喝几杯饯行酒。齐澣三杯酒下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把他和皇帝的密约一五一十都说给麻察听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因获罪遭贬而愁肠百结的麻察听着听着，心中忽然亮光一闪，满腹愁肠顿时全部化成了惊喜——一个将功折罪、告密升官的机会不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吗？

麻察在心中大笑：齐大人啊齐大人，您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

饯行酒喝完，齐澣一直目送好友渐渐远去，又站在原地伤感了一小会儿，才带着离别的惆怅返身回城。麻察则是一步三回头，作依依惜别状，等到齐澣的身影好不容易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立刻快马加鞭，从另一条小路绕回了京城，然后飞也似的冲进皇宫，将刚才的一幕向玄宗作了禀报。

玄宗晕了。

从前有个张暐，后来有个姜皎，现在又出了个齐澣！玄宗在这一刻的惊讶和愤怒可想而知。所以，齐澣前脚刚迈进家门，宫中的传召使者后脚就到了。

当齐澣入宫觐见玄宗时，看到的是一张因暴怒而扭曲的面孔，听到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齐澣！你担心朕不能保守秘密，却把什么都告诉了麻察，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保守秘密？麻察历来轻薄无行，难道你齐澣不知道？”

齐澣全身暴汗，面如土色，紧接着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谢罪。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怪只怪齐澣宦海浮沉大半生，却不知舌头可以杀人的道理；怪只怪他不懂得“朋友”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交的，也可以是用来卖的。

数日后，玄宗下诏，以“交构将相，离间君臣”的罪名，把齐澣和麻察双双贬到了天涯海角，一个贬为边地县丞，一个贬为边地县尉，都是九品。

齐澣和麻察黯然离京的这一天，再也没有人来为他们饯行了。

虽然齐澣失手了，没能一举扳倒王毛仲，但高力士并没有觉得失望。因为，齐澣本来就只是一颗问路的石子。

经过这番投石问路，高力士至少可以确认一点——玄宗对王毛仲已经生出了戒备和猜忌之心。

够了，这就够了。

一只老虎站在高峰上，看上去固然威猛骇人，可当它脚底下的石头开始松动时，应该感到害怕的就是老虎自己了。这时候你不用管它，只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石头上轻轻给出一个推力，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高力士很有耐心，一点也不着急。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底，机会终于来了。王毛仲又有了弄璋之喜——他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玄宗让高力士前去贺喜，不但赏赐了一大堆酒肉、金帛，还授予这个婴儿五品官职。高力士强作欢颜地到王毛仲府上恭贺了一番，回宫复命时，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吧？”

时候到了。

给出致命一推的时候终于到了。

高力士不紧不慢地答道：“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王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臣说：“这个孩子难道不应该封三品吗？！”

玄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王毛仲这个狗奴才！当年诛杀韦氏的时候，这小子就首鼠两端，躲得无影无踪，朕都没有怪他，如今竟敢为了一个小孩子埋怨我？！”

高力士在心里无声地笑了。

王毛仲啊王毛仲，你小子也有今天！

“皇上圣明！”高力士凑前一步，压低嗓门说，“北门禁军这帮奴才，势力太大，而且跟王毛仲勾结在一起，若不尽早铲除，必生大患！”

就在高力士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中，王毛仲等人的末日就降临了。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下诏，以“不忠”和“怨望”为由，将王毛仲贬为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同日，葛福顺、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高级将领，也全部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四个年长的儿子，均被贬为边荒地区的参军；此外，还有数十个朝臣遭到了株连。

不久，王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被玄宗派出的使者追上，就地缢杀。

这场宠臣与宦官的对决，以宠臣的彻底失败和宦官的全面胜利告终。高力士在这场胜利中，充分展示了舌头的力量。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舌头的确是世界上最柔软也最致命的一种武器！

随着宠臣势力的垮台，宦官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作为宦官首领的高力士更是权倾中外。凡四方进奏文表，都要先经他过目，再上呈玄宗；有些事情他认为无须上奏，便可自己“专决”。玄宗对他极度信任，曾公开表示：“力士当上（值班），我寝乃安！”（《新唐书·高力士传》）

由于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一枝独秀，所以玄宗内廷的权力斗争总算落下了帷幕。但是反观外朝，自从泰山封禅之后，宰相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平息过。在开元中后期的二十余年间，帝国朝堂仿佛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大擂台，宰相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见面就急眼，一急眼就死磕；上一届宰相刚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继任者袖子一挽又开始干仗，真是让玄宗焦头烂额、大伤脑筋……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随后，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干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紘，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所以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紘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紘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紘这里。李元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紘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

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