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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前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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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油泼羊腿。小赵还鄙视地说,他也吃得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知道张国昌被双规时很镇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对孟丽华说,他能跟组织讲清楚。

我心想,谁能说清楚?古往今来敢说清楚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卢梭,他的一部《忏悔录》几乎使整个人类在羞愧中沉思,张国昌自称能向组织说清楚,我倒相信他有这份能力,但我不相信他有这份勇气,那他为什么这么自信?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这间小屋里,昏昏沉沉地熬了三天,仍然没有人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两年秘书生涯的细节,不知为什么,老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兜圈子,抓不住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张国昌赌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跟着去过,我甚至没出过境,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关于张国昌赌博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俗话说眼见为实,因此我打定主意,即使有人代表组织向我了解张国昌赌博的事,我也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我不知道,我打定主意不害任何人,更不能让别人给害了。

我一筹莫展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二楼的窗户离地太近了,此时拉开窗户跳出去,立即就自由了,我脑海中反复闪现跳下去的方案,几乎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窗户,却只是用食指在玻璃上写了个“人”字,当然是看不到的,但我感觉这个“人”字不是写在玻璃上的,而是写在了我心上。我不停地问自己“人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把我弄到这里三天三夜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审我?”

这时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他们的女儿悠闲地走过来。男的穿着T恤衫和短裤,趿拉着拖鞋。女的一看就是刚洗完澡,卷曲的黑发湿漉漉的,穿着吊带裙,他有软绵缔的手臂,丰满的胸脯,洁白的牙齿,修长的美腿和娇嫩美白的小脚,穿着无带高跟凉鞋,他们的女儿就更可爱了,大约有五六岁的年龄,父母每人拉着孩子一只手,一家人幸福地走着,我这才强烈意识到我失去了自由,可我是清白的,我安慰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清白地失去自由。

看我的这六个人明明是两个小时一换班,每次两个人,可是他们一白天都耗在这儿,轮番进卫生间淋浴,一日三餐吃在这里,我经过细细地品味和观察,才明白,占小便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一旦条件允许,就会从潜意识里被唤醒,从而转化为贪念。

这六个人很善良,没有一个人给我脸子看,我试探地问他们为什么三天三夜了,还没有人代表组织出面审我?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都是省纪委的普通工作人员,是奉命行事,言谈举止中对我充满了惋惜式的同情,这种同情让我内心无比紧张混乱,我知道命运这条船改变了方向,但是并不知道它会驶向何方。

我又苦熬了一宿,思索了一宿,我发现在这间屋子里,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是头脑是自由的,思来想去,我发现一个现象,每熬一天,我的心理负担就重一些,早晨起来,我几乎快崩溃了。这些天我几乎变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的肉体中不停地议论着、争吵着、猜测着,他们争吵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种拖延究竟是为什么?”我发现这种精神困扰已经使我的心理变成法庭不停地审判着自己。

84。一场梦

早餐后,老王将黑白电视搬到了茶几上,老于将桌子擦干净,从别的屋子搬来一张椅子,然后悄无声息地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有五十开外,瘦高个,气质很像是搞材料的;女的四十岁左右,不高不矮,衣着朴素,风韵不俗。

男的一进屋就自我介绍:“雷秘书,我们是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我姓扬,这位是尹处长。”

女的态度和蔼地补充道:“老杨是我们中纪委的老处长了。”

从两个人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杨处长是实职处长,尹处长很可能是处级调研员,甚至是副处级调研员。苦熬了了四天终于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杨处长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家庭住址、宅电、手机号码,尹处长坐在小桌子旁负责记录。

“雷秘书,”杨处长平和地说,“今天找你就是随便谈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处长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从自己考入大学、考研究生、考市政府直到当上张国昌的秘书,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记录着,但直到我介绍完自己,也没发问。我说完后,杨处长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了起来,我四天没抽烟了,接过烟迫不及待地点上火,狠吸了几口。

杨处长一边吸烟一边问:“雷秘书,你对张国昌怎么看?”

一提到张国昌,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自己容易,说别人难,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人家的命运,不能不慎重,见杨处长也是理论工作者出身,便反问了一句:“杨处长,您对信仰怎么看?”

杨处长不解地问:“这与张国昌有关系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有!”

杨处长冷峻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了。”

我用怀疑的口气问:“是真信吗?”

杨处长坚决地回答:“当然。”

我毫不妥协地说:“但我认为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乜不少。”

杨处长未置可否地说:“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过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高度重视。”

我沉重地说:“您问我怎么看张国昌,我的回答很简单,张国昌一向将人分为两种: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张国昌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杨处长颇感兴趣地说:“讲详细些。”

于是我就将张国昌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写党性分析报告的事讲了一遍,尹处长记得非常认真。

杨处长听完我的陈述,接着间:“那么张国昌信什么?”

我尖锐地说:“权力!”

杨处长赞同地说:“我办过许多腐败大案,我发现腐败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崇拜权力,雷秘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毫不掩饰地回答:“起自孔子《论语·阳货》并经后世强化的‘子君子父’忠孝观被视为‘人道’,深人人心,忠孝什么?其实就是权力。忠孝一旦成为崇拜,权力就会转化为神学。这就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根源。”

我的观点杨处长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受到了启发,因为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亮,尹处长也听得忘了记录。

杨处长沉思片刻,淡淡一笑说:“雷秘书,你的观点我会认真地研究的,不过,你把话题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你介绍一下张国昌出国出境的情况。”

我介绍完之后,杨处长和尹处长异口同声地问:“怎么,你没和张国昌一起出过境?”

我坦然地说:“我从未和张国昌出过境。”

杨处长和尹处长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表情,杨处长又问了我一些关于张国昌平时与哪些人关系密切的问题,特别是外商,我简单做了介绍,我的原则是道听途说叫不准的事坚决不说,说清楚自己,少牵涉别人。

最后,杨处长满意地说:“好,雷秘书,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尹处长走过来温和地说:“雷秘书,这是笔录,你先看看吧。”

我接过笔录,仔细看了一遍,低声说:“尹处长,我看过了,没有问题。”

尹处长认真地说:“那好,请你在这儿写上‘以上内容全部属实,雷默,年月日’。”

我写完以后,尹处长又递给我一个小印泥盒,让我在签字的地方按手印。

我按完手印后,杨处长平和地问:“需不需要换洗的衣服?如果需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跟你的家人联系一下。”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自认为已经将自己说清楚了,还有什么必要要换洗的衣服?

我固执地说:“暂时不需要,谢谢!”

杨处长起身说:“那好,有些问题,你再想一想,今天就到这儿吧。”

说完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出去了,紧接着老王和老于就进来了,我知道我一时半会儿还出不去,百感交集地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自由自在的行人,想到父母和妻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从省纪委六个人反馈的情况看,中纪委正在调查核实我说的情况,而且对我的印象不错。我听了以后,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

又熬了两天,正好一个星期了,吃罢早餐,大钟和小邱一个摆黑白电视、一个从别的房间搬来一把折叠椅,我心想,看来中纪委的人又要来了,正想着,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进来了,大钟和小邱立即退了出去。

杨处长一进门就关切地问:“雷秘书,这两天休息得怎么样?”

我拘谨地实话实说:“不好,老做梦。”

杨处长还是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颇为关切地问:“都梦见什么了?”

我苦恼地说:“所有的人都用头立地,太阳升起时特别壮丽。”

杨处长嘿嘿一笑不无嘲讽地说:“想不到雷秘书还是个哲学家,用思想去构造现实可是唯心主义,头足倒置是必然的。”

我自嘲地说:“杨处长高看我了,我既无天才头脑,也不可能有运气撞上偶然发现。只是在梦里唯心,醒了唯物而已。”

杨处长淡然一笑道:“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张国昌的灵魂好不好?”

我不假思索地说:“张国昌曾经将人分为三种: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人,半是肉体半是灵魂的人,假如按张国昌说的划分,张国昌属于第一种。”

杨处长沉思片刻说:“人怎么可能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呢?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

我解释说:“我并不认同张国昌的看法,我认为张国昌是一个病人。”

在小桌子旁边记录的尹处长不解地问:“病人?”

我认真地说:“对,病人。”

尹处长狐疑地问:“什么病?”

我深刻地说:“中毒。”

尹处长糊涂了,她质问:“中什么毒?”

我一针见血地说:“中了官本位的毒。”

杨处长理解地说:“这是腐败分子的通病,雷默,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治病的药方,还是先说点具体的吧。我问你,张国昌有几本护照?”

看来专案组还是调查张国昌出境的事,我想了想说:“我记得有三本。”

杨处长接着问:“有没有见过因私护照?”

我知道领导干部背着组织持有因私护照是违反原则的,但是这年头谁又没有因私护照呢?

我实事求是地说:“有两本因公护照,一本因私护照。”

杨处长步步为营地问:“张国昌出国时,向组织请不请假?”

张国昌出了太多次境,说实话,他请不请假我上哪儿知道去,我又不是他的组织,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搪塞地说:“我只记得每次出境前,他都去李国藩办公室,回来后也去。”

“好,”杨处长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平和地说,“雷默同志,组织上对你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认为你是一个不错的同志,还曾经舍己教人,因此,组织上决定,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回家了。不过,有两条纪律,一是你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你这几天住在什么地方;二是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我们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

我听了杨处长的话,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连忙点头保证:“杨处长,您放心,我记住了!”

杨处长又关切地说:“出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组织。另外,我们有什么问题还会直接找你。”

后面一句话,我听了像被刀子戳了一下,我意识到,只要张国昌的案子不结,我还会随时被专案组传唤。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结?张国昌被双规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内心一片茫然,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不再回来。

走出五层楼,正值上午十一点钟,白热的太阳毒得很,我用手遮着阳光望了一眼天空,略微有一些眩晕,心里百感交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一下子明白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道理。

奥迪车缓缓驶出空军大院,我透过车窗凝望着车水马龙,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不到半个小时,奥迪车就停在了我家楼下。

杨处长和尹处长陪我一起下了车,我猛然想起一个问题,壮着胆子问:“杨处长,我的手机没还给我呢?”

杨处长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抱歉地笑着说:“手机还给你要走程序,过一段再说,还给你时,我们通知你。”

尹处长似乎理解我的心情,安慰地说:“小雷,不要多想,一定要相信组织。”说完两个人陪我一起上了楼。

来到家门口,我诚恳地说:“杨处长,尹处长,到家里坐坐吧。”

杨处长看我掏出钥匙开了家门才说:“不了,看见你安全到家,我们就放心了,不过,你还得积极配合调查。”

杨处长和尹处长看着我进了家门才下了楼。

一进家门,我便靠在了门上,仿佛好多年没回来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就这么靠着门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才猛然想起来,应该给杨娜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杨娜接了我的电话,先是惊喜,然后就哽咽起来,抽泣着说:“老公,我马上打车回家。”

我放下电话,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把身子埋在了沙发里,呆呆地望着天棚。心灵深处有一种客西马尼花园式的孤独。曾几何时,权力在我心中就像神一样神圣,我一直像仆人一样敬畏着它,现在我却像约伯一样恐惧,不能生,却又不得死,看不见路,却又到处是光,约伯后来受到耶和华的加倍赐福,我却不知道在炉灰中挣扎多久,好在还有光,无论这光是人间烟火还是天堂之光,我的灵魂都需要照亮。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鲁迅的名篇《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望见得救……”

我渐渐地睡着了……我太困了,在空军大院炼狱般的一星期,几乎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夜夜辗转,日日沉思,所有该想的都想到了,唯一缺的就是觉,然而我刚打了个瞌睡,有人开门,是杨娜,还未等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杨娜一头扑到我的怀里,她满脸泪水地说:“默,你可把我吓坏了,咱就是去种地去,也不在官场上混了,你有能力,干啥都能养活这个家。”

我紧紧地抱着妻子,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

我定了定神问:“娜,你是怎么知道张国昌出事的?”

杨娜抬起头,抹了抹眼泪说:“是花落落告诉我的。”

我心里一惊,纳闷地问:“她怎么知道的?”

杨娜面带感激地说:“花落落告诉我,你们出事的第二天,陈建样在兰京大酒店订了包房,晚上李国藩、肖继文、佟广真三家在一起,像是为了庆贺什么,花落落就多了个心眼,让服务员留心听他们说什么,原来是庆贺张国昌被中纪委双规了,这才知道你跟着一起出事了,连夜打电话告诉了我。”

原来如此,我听了妻子的话,惊愕地说:“这可真是人心叵测啊!权力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所有人都有麦克白情绪,他们不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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