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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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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分析，人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另一种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尽量利用廉价的命运对他们的赐赋。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赐赋，还为之烦恼，就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车，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们很乐意相信郁闷不乐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注意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拦。不过，“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第一种人献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这可不易做到，于是“不”派为了满足嫉妒心，便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似人们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须有一些乐观派，世界上如果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才吓人哩。
至于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里有少量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找到，固而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所把持。他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挺富裕，有钱供儿子在好学校念书。年青的弗朗西斯在那儿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男孩子象父亲，略有天资，能写，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我这里是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无数公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步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有用劳务。
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阶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许多坎坷，但总能依靠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向他敞开；偶尔在法国出现了对这个年轻倔犟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情况，便总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一个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还是个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
这里不琐碎细说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不幸中完结了，而老朋友的势力又把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看做是他们的同伙，但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了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就象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似的。
·文】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最危险。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疾呼，但一出小小的瑞土州疆界，他的闪电就象爆竹一样丧失了意义。
·人】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再加上牛津大学，则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的权威一遇挑战，他们便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有会心的合作。
·书】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干的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屋】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到传闻，便决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们发现了成堆的文字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得的书。
这个发现实在可怕，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多方活动，才使他解脱了困境。
在教会发展史里，这是个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做出了难以估价的努力。不过，不只一个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太强大会十分危险。但是一如既往，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才迟迟不见有所行动。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一小撮目中无人的贵族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从未有过动乱，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形影不离。
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
也许一如前因，这个看法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门，服从他，那么管理起来还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要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象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历历可数。
况且，重要决策总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最后做出决定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后”的，一经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任何争持都到此结束。
谁要是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人们在紧急时刻都会站在宪法的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就象是说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驯良的羔羊，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力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只要肤浅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信仰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似乎以为罗马当权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不能处埋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有重大弊病。不过，指出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间纠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败，丧失效率，是民族安全的威胁。
他们做出了暴风雨般的努力，却失败了。
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和国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啊！
而他们又能怎么办？
这些问题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一直非常复杂，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极为可怕，它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这些人宁愿不走向极端，而是修补一下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同时祈祷机器再开动时能出现奇迹。
靠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
在历史的许多世纪中，军队总是最后随总司令一起逃跑。说得明自一点，形势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稳住脚跟，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
伊拉斯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不管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雷，罗马总是拒不让步，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这老头去吧！”
经过上述介绍，我们对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骛不驯的拉伯雷在上司要惩处他时常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使生活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得到准许，离开修道院。
他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才能的确不几。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独身的僧人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要内科大夫。不过他一取得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乐园。他没有扔下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外（这是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操起了文学。
里昂座落于罗呐河谷的中心，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理想的城市。意大利是毗邻。轻快地走上几天使能来到普罗旺斯。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虽然在宗教法庭手中化为狼藉，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很出名，产品优美、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之一，他要找人编辑他的中世纪古收藏品，自然想起了这个人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手后，紧接着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它使作者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开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一五三二年的地方话，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如何发现他的两个心爱主人公，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我很愿意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熬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中发现他们的。不管怎样。拉伯雷对民族的欢乐有很大贡献，人们称赞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色彩，任何作家都得不到如此高的赞誉。不过，他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有严肃的一面，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的大胆一击。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他把握住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而他避免过份表露他的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分毫不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上了黑名单。没收和焚烧所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文本。不过，尽管绞刑吏猖撅（当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差不多四世纪以来，它一直启发着能够从誊意的笑声和妙趣的智慧的合成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因而《巨人传》总是让他们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过拉伯雷一生很谨慎，他虽然是由于得到了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了自己恶毒的著作，却对他们敬而远之。
但他冒险去了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逝世。
要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的时候，领头的也正是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谁也未能预见到，他们要建立的许多新大厦中的许多东西，还会象旧房子一样龌龊难看。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下一代人是我们该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极少有人能遇到这样的良机。
他们却忽视了这个机去；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正文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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