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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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京。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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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编造历史作家吴稼祥说：“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多一个派别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最近读到的一些可以叫作历史的文章，让人觉得吴先生的论断真是正确。
还是拿大人物来说事吧。
周恩来是我们很敬重的一位好总理，他于1976年1月8日因患癌症不幸去世。周恩来去世后，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破例降了半旗，据说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于是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降半旗呢？”
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场极为精彩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它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它的周总理却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那时中国只有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它的周总理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总部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的外交官们个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最初听到这个事件时，也被感动得要命。可是2009年11月，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说是联合国总部从来没有给周恩来降过半旗！有网友还曾就此事于2001年致信联合国总部，答复是“从无此事”。
然而，最近又有人撰文说，联合国总部确实给周恩来降半旗了，但那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之举。联合国总部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其中有关志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降半旗志哀一天。这样一来，瓦尔德海姆那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就成了无稽之谈，我也就激动不起来了。
我还要说说李四光。这个被称为“地质之光”的原国家地质部部长，因为提出了“地质力学”理论而誉满神州。据说正是靠着这一理论，中国才在东北大庆找到了石油，从而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可是，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而且“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
天哪，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结论，时至今日，全中国的男女老少有几个知道？受到“知遇”之恩的李四光，至死一言不发，而“有关方面”也不出来澄清，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就连中学地理课本上，还在教学生们运用“地质力学”找石油！
其他还有在太空能看到长城、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等，都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又有人出来辟谣，说并无此事，让人如坠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
把本来没有的东西，煞有介事地说出来、写出来，会起到什么效果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胡适说过：“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随便打扮。”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三人成虎”，西方有句格言叫“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
如今，我们面对种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就更加怀疑起自己来。
　摘自《杂文选刊》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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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一种祝福我们的外在世界，就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射；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源自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你对别人不可能比对自己还好，一切都是从你自己开始。
戒酒者说，无论他们已经保持清醒多久，只要和酗酒的人泡上一段时间，就又会开始喝酒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喜欢抱怨，那么你得扪心自问，这些人是不是被你招引来的。当你已经成为不抱怨的人，而他们还是继续抱怨，就让自己远离这些人。如果他们是你工作上的同事，就换部门或换工作吧——世界会支持你沿着积极的新道路前行。如果是朋友，你会明白自己对这段友谊的认知已经超越了从前。即便他们是你的家人，也最好要尽量限制这样的相处经验。不要让消极的人们剥夺了你对理想生活的追寻。
帮助他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过着不抱怨的生活，成为不抱怨的榜样。当你开始身体力行，也要同时去爱身边的人们。“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并着眼于光明面。”当我们决定接纳各种人事物，并从中发现其光明面时，我们会体验到越来越多的善良与美好，因为我们的关注，将使这样的期许在生活中实现。
在葡萄园里，当一棵葡萄树开始成熟，便会散发出一种其他葡萄树也能接收到的振动频率、酵素、香气或能量场。这棵葡萄树在向其他葡萄树示意：该是改变、该是成熟的时候了。当你在言语及思想上，都颂扬着自己和他人最崇高、最美好的一面，你只要表露原本的自我，就能向周遭所有人示意，该是改变的时候了。你甚至连试也不必试，就会唤起人们的意识。
我常常想人类为什么喜欢彼此拥抱。当我们拥抱时，即使只是短暂的刹那，我们的心也会互相曳引，我们会提醒自己：地球上只有一个生命，一个我们共享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刻意去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就会跟着其他人的脚步混沌度日。我们常跟着其他人随波逐流，却没有发现自己在依样画葫芦。我父亲年轻时经营我祖父的一家汽车旅馆，那家旅馆的对面是一家二手车行，而我父亲设法和车行老板达成了一项协议。汽车旅馆晚上的生意若很冷清，我父亲就会去车行，把十几辆车移到旅馆的停车场。不用多久，汽车旅馆就会充满付费的旅客。经过汽车旅馆的人会推论，如果停车场空荡荡的，这家旅馆一定不太好；但要是停车场停满了车辆，经过的人就会觉得这是适合住宿的好地方。我们都会跟着别人走。而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在领导世界走向和平、体谅和富足的人了。
大约凌晨三点，我被我们牧场上嚎叫的那群土狼叫醒。刚开始的嚎叫声起自一只小狼，然后才扩散至整群土狼。很快地，我们的两只狗吉布森和玛奇克也加入了嚎叫的行列。不久，我们邻居的狗也开始嚎叫，最后嚎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传遍山谷，附近的狗都加入了。那些土狼制造了正在扩散的涟漪。没一会儿，我又听见嚎叫声从几里外的各处传来，而这一切皆始于一只小土狼。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将在你的世界里造成影响力。以往，你的影响力可能都是负面的，因为你可能有抱怨的倾向。如今，你则在为所有人设立乐观的典范、打造更美好的世界。你是人性大洋中的一道涟漪，在世界上引发着回响。
你自己就是一种祝福。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抱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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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留太阳住宿的那一晚入冬之后，天黑得便早，黄昏时候，星辰已上来。我拿钥匙开门，发现太阳在屋里，蹲坐在窗下楼梯口第一阶。看见我进来，他抬头“哟”了一声。
“没打招呼就进来了，抱歉啊。”
“没事，”我说，“从窗口进来的？”
“天窗。”太阳说，“你早上出门没关天窗，我就顺势滑下来了。”
“噢……是凑巧还是？”
“是朋友介绍的，你是张佳玮，我没走错人家，对吧？”
太阳会在下班后，随机歇宿到人家里，这还是前两天我跟朋友喝酒时听说的——那天太阳就歇在他家里。当时我喝多了甜白葡萄酒，随口来了句“那就住到我家来吧——我家还多个沙发床呢”。大概我那朋友转达了这意见。不过也说不定。我不想多问，不然显得从来没见过世面。
下班后的太阳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太绚烂暖和，显得疲惫苍白。如果不是长得圆鼓鼓，身周还有金色的芒焰，说他是个大白汤团都有人信。当然，因为下了班，金色的芒焰也不再熊熊燃烧，而是垂落着，金得发白，像一只患了白化病的狮子。
“红茶，可以？”我问太阳，太阳点点头，打了个呵欠，“抱歉，太困了，而且说来不好意思，饿了。”
“今天我回来得也晚，所以路上就构思好了，图方便，汤锅里下一点酒，煮肉丸、芹菜、萝卜片、藕片、豆腐干和早上就发好的木耳。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另外再来个蚝油生菜，反正很快。”
“汤锅就行，谢谢你啦。”太阳满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现在就想吃点热乎的。”
“红茶。”我把杯子递给他，“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不过加了一点儿糖和柠檬，提提神吧。”
女朋友敲门。我去开了门，指了指太阳：“有客人。”女朋友看了一眼，咬我耳朵：“太阳还是月亮？”
“太阳啊，多明显。”“可是他看上去挺苍白的。”
“我女朋友。”我对太阳说，女朋友爽朗地递过去纸袋，“刚买的羊角面包。”
“谢谢啦。”太阳点着头。
“冬天上班挺累的吧？”我问，太阳喝了一口汤，默默地点头。
“汤还合适？”女朋友问，“我习惯味道放重一点。”
“挺好的，真谢谢你们了。”太阳说，“那个，上班是挺累的。这个季节，因为冷，云的脾气很不好，要说服他很难。我也想每天都灿烂微笑，可是又冷又累，又时常跟云吵架，所以有时候表现得也不尽如人意……加上近来又有点忙……”
“怎么呢？”女朋友俨然打听八卦似的，太阳挠了挠头。
“我白天上班时，都偷空给月亮织一次性外套来着。”
“是怕她晚上黯淡无光吗？”我问。
“不只这样。说来怕你们不信，其实月亮比我还怕冷。”太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