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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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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送ü恕岸交锇楣叵怠奔苹�2011年，匈牙利和波兰分别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大力推动欧盟的多瑙河战略和能源安全。
其三，支持中东欧国家政治家担任欧盟机构中的高级职务。在遴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问题上，中东欧国家相互沟通并努力争取老成员国的支持。2014年8月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峰会，选举波兰总理图斯克为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图斯克成为首位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中东欧成员国领导人，这表明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有一定提升。
在经济领域，中东欧国家的利益是维持欧盟凝聚政策、保持财政主权、保持和扩大自由的内部市场。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的一些老成员国呼吁减少欧盟预算，但中东欧成员国认为，欧盟的财政转移已经成为它们和候选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因此，以波兰为首的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在2014…2020欧盟财政框架谈判中为捍卫自身利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结果是中东欧六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的基金数额同比有所增加。
作为反金融危机措施之一，2011年欧盟批准了欧盟永久稳定机制和《欧元附加条约》。虽然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表示将加入该条约，但它们希望能够参加有关欧元区改革的讨论，以维护自身未来在欧元区的利益。入盟后，中东欧国家从欧盟内部的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因此支持欧盟委员会防止和反对保护主义的措施，以便开放和自由的市场推动中东欧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在战略领域，中东欧国家的利益是管理俄罗斯、维持欧盟的东方政策、保持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可靠性。一些中东欧国家曾是苏联集团的成员，对俄罗斯有天然的警觉。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又加剧了它们对俄罗斯的担忧。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使部分中东欧国家认为，俄罗斯依然习惯以武力获取利益。2009年美国“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部分中东欧国家认为此举“轻视了”其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反应强烈，在谴责俄罗斯行为的同时要求北约增加在欧洲东部的军事存在。他们不仅希望东部边界安全，而且致力于向欧盟东部邻国输出价值观。2009年，波兰和瑞典推动欧盟出台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试图使部分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而在战略上更加接近欧洲。中东欧国家强烈依靠北约提供安全硬担保，也依靠欧盟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提供安全软支撑。这些国家认为，北约和欧盟的持续扩大不仅对维持欧洲大陆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中东欧国家疏离其紧邻的危机灰色地区的保证，因此一直致力于倡导稳固的欧洲大西洋关系，呼吁美国继续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实现利益目标的障碍
虽然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有重大利益，但也存在着若干不利于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参与重塑欧洲进程的因素。这些不利因素中包括结构性（如地理和经济能力）因素，也有政治性（如恐惧思维、双边纠纷、内向性）因素。
不同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东欧国家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中东欧国家分布在中欧北部平原（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波西米亚高原（捷克）和多瑙河盆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中欧北部平原国家对俄罗斯潜在威胁的敏感度较高，倾向于同美国保持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看重北约的安全保障，并在欧盟层面上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立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反应强烈，参加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相反，多瑙河盆地国家因为在地理上距离俄罗斯较远，因而对其潜在威胁不敏感，并对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措施表现得“三心二意”，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仍希望同俄罗斯保持关系。
恐惧思维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中难以实现政策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思维主要表现在部分国家对波兰的大国抱负心存担忧。这些国家经常以怀疑的眼光理解波兰的务实做法。虽然认为波兰是他们在欧盟内部同老成员国进行利益博弈的盟友，但对其在乌克兰及白俄罗斯问题上的独往独来及与德国的合作心存疑虑。
除了对俄罗斯的担忧及与老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外，中东欧国家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也不高，国家间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例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匈牙利族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语言之争，以及克罗地亚同斯洛文尼亚的海上边界之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部分中东欧国家因国内政治争吵不断而不在欧盟层面上有效地追求国家利益，减少了成为邻国潜在伙伴的吸引力。
实现利益目标的战略保障
为实现其在欧洲的利益，中东欧国家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如建立地区联盟、与老成员结盟、提出倡议和影响欧洲议会等方面。
在建立地区联盟方面，中东欧地区最著名的地区联盟首推维谢格拉德集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维谢格拉德集团采取共同立场，自2014年1月以来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七份共同声明，支持在国际法框架内承认乌克兰边界内的独立、民主、稳定、现代化和繁荣，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不断重申它们对欧盟有关不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官方立场，赞成欧盟与乌克兰尽快签署联系国协定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2014年8月，波兰总理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这表明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有一定提升。
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的提议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老成员国（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关系如何。目前，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学习探索如何同老成员国合作，从而推动国家和地区问题的解决。2008年，波兰和瑞典说服德国，使得“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得以出台。近年来，波兰还加强了同德国和法国的合作，定期会晤机制“魏玛三角”也得以恢复。
中东欧国家意识到欧洲议会可以成为推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争取利益的工具。在波兰人布泽克担任欧洲议会议长期间，欧洲议会公开支持波兰轮值主席国的政策优先，广泛认同中东欧的许多目标，包括进一步东扩、能源安全、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同俄罗斯建立务实的关系，推行新的经济治理方式，抵御“双速欧洲”概念等。
在深化地区防务合作方面，积极推动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同时，中东欧国家不断致力于提高地区防务合作水平。2014年3月14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国防部长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军事合作条约，决定协调防务计划（军演、防务、采购和防务开支） 和组建战斗部队，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计划是，通过连接波兰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液化天然气终端管线来贯通南北能源走廊。目前，波兰和捷克之间的连接已经启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间的互联管线建设也已经启动。波兰尽早实现本国页岩气工业开采是该地区能源来源多元化的另一种可能。2013年11月6日，维谢格拉德集团签署能源合作声明，通过推动页岩气和核能开发建立小型地区能源市场，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水平，以确保能源安全。
目前，中东欧国家处于历史的又一个拐点，未来它们将利用不断增加的自信和在欧洲机构中获得的影响在欧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
多棱镜中的也门
作者：李亚男 字数：5222
也门，这个处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小国，在2015开年之初便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目光。1月17日，北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因不满新宪法草案对国家行政区划的设计，绑架了总统办公室主任、全国和解对话委员会秘书长穆巴拉克。这引发了穆巴拉克在南方各省的支持者不满，他们发起示威游行、封锁连接也门南北的高速公路并威胁停运石油和天然气。次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总统府附近爆发冲突，双方使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首都萨那陷入自2014年9月停火协议以来最紧张的局面。之后，总统府被胡塞武装完全占领，美国使馆车辆在安全检查站遇袭；英、法、芬兰等多国使馆关闭；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的谈判破裂，总统、总理和内阁集体递交辞呈。虽然经过联合国也门特使的斡旋和各方磋商，总统哈迪决定收回辞呈，相关各派目前也“正在合作的基础上寻求权力和平过渡”，但也门未来局势发展依然晦暗不明。
这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是新宪法草案引起胡塞武装和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等反对派力量的不满；而起草新宪法是2012年确定的也门民主转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也门政局就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虽然按照西方观察者的看法，前总统萨利赫下台标志着独裁政治的结束和民主转型进程的开启，但四年来其国内权力斗争从未停止、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高企，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国家正滑向“失败”的边缘。当前的冲突是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它更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也门政治的方方面面。
“未完成”的国家统一
也门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情况并非全是“阿拉伯之春”的后果，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以来没能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也门共和国成立于1990年，由亲西方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亲苏联的、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合并而成。南也门虽然面积比北也门大、战略位置更重要、自然资源也更丰富，但由于受到苏联解体的消极影响，在统一后的新国家中被边缘化。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政府和国家事务主要由原北部领导人主导。在经济收益分配上，也门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南方，但是能源出口的大部分收益被政府索取，南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统一后南也门亚丁湾地区的商业审批权被中央政府收管，致使港口贸易明显衰退，经济环境恶化，引发南部民众不满。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虽然军事冲突以南方军队失败、国家得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而告终，但南北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南部的离心倾向也从未减退。
此外，也门传统部落势力强大，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通常拥有独立军事力量。胡塞武装自2004年与政府矛盾公开化以来，一直处于与政府军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之中；盘踞在南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自2011年也门局势动荡以来趁机招兵买马，壮大实力，并将影响力向周边国家渗透；也门军方亦有强硬派自立山头，不完全听从政府指挥。这些“割据力量”相互间亦有矛盾，关系错综复杂，但没有哪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也没有哪一派能够取当前政府而代之，因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这一角度看，也门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但是国家权力的整合从未真正实现。各派力量并无强烈的国家认同，也缺乏达成政治共识的必要基础，往往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轻率地诉诸武力。
教派色彩下的权力斗争
作为也门国内冲突的主要参与方，胡塞武装通常被标注以“什叶派”或“叛军”的标签。近几个月来，其势力范围随着军事胜利开始向东部和南部省份扩张，威胁到“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利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这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世纪仇恨”的再次具象化；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更是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胜利”与伊朗的支持联系起来，伊朗方面也毫不讳言对胡塞武装的赞赏和支持。2014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萨那之后，有伊朗议员称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后）第四个由什叶派控制的首都”。这引起了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的高度警觉，担心胡塞武装最终会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在也门北部建立一个由什叶派控制的“国中之国”，遂加大了对南部逊尼派的支持，致使也门冲突更难平息，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但事实上，教派分歧与矛盾只是表象，当前无论是胡塞武装与政府的对峙，还是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冲突，或是南方各省分离主义者掀起的示威游行，本质上仍然是世俗的政治权力之争。
2015年1月24日，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首都萨那爆发冲突。
首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当前矛盾的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在2014年9月与哈迪政府签订的停火协议中，胡塞武装要求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并参与未来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在围绕新宪法草案提出的各种建议中，它支持南北两个联邦的方案，希望能够借此巩固在北方的权力根基并获得更大的空间去经营以萨达省为中心的“大本营”，反对哈迪政府提出的“将也门划分为六个州（北方四个、南方两个）”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会将萨达省纳入首都的管辖范围，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在此轮冲突爆发后，它又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哈迪任命胡塞武装成员担任副总统，同时对总统办公室主任、国家检察总长、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各部委副部长、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等重要职位提出要求。虽然哈迪政府明确表示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胡塞武装的政治目的表露无遗：成为也门的合法政治派别并努力在权力分配中占据较大份额。无论胡塞武装的宗教属性如何，也无论其是否受到伊朗的支持与资助，这一立足于现实的目标都不会有较大改变。
其次，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摩擦主要体现为领地与资源争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长期在东南部地区活动，该地区原属南也门管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民众生活水平低，不满情绪普遍蔓延，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2009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与沙特分支合并更名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后，也门东南部成为其主要活动基地，并依托其地理和资源优势逐渐壮大。一开始，半岛分支与胡塞武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激烈的冲突，且同样持反以色列、反西方的立场，因此甚至有西方国家将二者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恐怖组织。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坚决否认。但后来，随着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并不断攻城略地、向东南各省扩张，半岛分支为了捍卫势力范围，开始频频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恐怖袭击，致使也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其三，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再度活跃是中央政府“空心化”的必然结果。与胡塞武装相比，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都相对较弱，自1994年内战结束以来，也没能再成功发起过影响力较大的运动，更多成为南部民众借以表达不满、向政府施压的一种途径。长期以来，也门政府也乐于夸大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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