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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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确定的因素。然而，当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全面接掌各国领导权，生活在世界上的多数人口对战争并未有切肤之痛后，人们既可以超越种种因创伤而生的仇恨开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范式，也可能因忘却过去而对隐藏在身边的危险麻痹大意。　
　　2015年1月26日，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次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这份题为《坍塌的秩序，不情愿的卫士》的报告提出的问题恰如其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究竟是应归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的大国打破，还是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走向失败？”令人不感意外地，报告未能就国际秩序中的紧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迷惘、忧伤与彷徨正是人类面对转换所必然要产生的情绪。　
　　在二战终结后的20世纪必须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现实主义的复兴和扩展，它的“嫡亲”正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多数思想者相信“人性本恶”。他们认为，人类天性自私，知识、智慧、理性都有局限性，每个政治体都试图用自己的优势压倒别人，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演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匡扶正义，根本在于以制度的办法对人和政治体享有的自由进行约束，以免激情无限膨胀为邪恶。　
　　柏拉图可谓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的鼻祖，他的政治之思浓缩于古希腊和谐城邦的建构和治理，他的《理想国》以“正义观念”为基础、“控制激情”为主题，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了颇具现实主义意味的道理：正义是由在自己干得好的岗位上各司其职的所有人和事物构成的，这样“城邦上下就会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许多城中之城”。我们所处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城邦？

美俄对峙在欧亚交汇地带加剧，一场超限、非对称的战争已借乌克兰危机上演。图为乌克兰政府士兵在加强警戒

　　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潮虽然同样坚守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理念，但却隐含着绝对主义、激进主义的因子。当一些人把反对对强者进行限制转化成一种强者控制国家后恣意欺凌弱者的“僭主政治”，进而演变为对民族纯粹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狂热追求时，没有什么理智的力量能够阻挡它走向摧毁其他和摧毁自我。德国纳粹在欧洲制造的灾难正是把右翼自由主义推向极端的结果。　
　　和平，说到底就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免受他国控制、免受不正义的激情侵害的自由。二战后、冷战后的世界历史佐证着，即便国际制度与司法取得重大进展，国与国利益交融空前加深，人类文明也还远没有形成制约某个国家滥用无上权力的足够意识和能力，战后国际秩序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亦没有修炼出能够确保手中权力依善良轨道发展的足够善德和能量。人类的历史哲学之思需要秉持对经验的开放态度、克制变革的激情和冲动，形成并遵从某种限制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契约”，这纵是“迟到的正义”，也是必须开启的门。

　　寻找可靠的路径　
　　历史的方向、和平的前景终归取决于人的创造力而非守护力，过去的主脉、曾经的进步并不必然延续至将来。马克思就曾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过去所传递、给定与建立的既定环境下”来选择历史。战后70年，人们需要纪念正义对邪恶的胜利，省思极权和激进主义运动造成的恶果，也需要纪念跌跌撞撞的战后和平、摇摇摆摆的世界主义，反思隐藏在必然性背后的局限性，从而在传统和经验的世界里思考、寻找避免悲剧重演的根本办法。　
　　毫无疑问，在人类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之类的话语将会得到重申。应当用发展的、动态的观点理解这一立场，因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同变革世界体系之间并非是截然对立和否定的关系。要知道，对人类历史而言，“不变”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　
　　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四个层面上的内容：一是国际关系准则，也即以《联合国宪章》为纲的主权平等、人民自决、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加强国际合作等理念。二是主要力量关系，也即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设置为基准，国际权力政治的重心向五大战胜国倾斜，由此奠定了战后大国关系的和平竞争主调。三是对战败国的限制，也即经由纽伦堡、东京审判和政治、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的改造，德、日再次发动战争的权利和能力被剥夺。四是国际制度安排，也即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的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并未随“雅尔塔体系”走入历史，而是作为行之有效的国际协商合作成果延续下来。　
　　但之后，四个层面上的事物都在发生着流变。亚洲国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国家履践的协商一致“东盟方式”对战后国际关系准则构成重要补充，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努力催生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网络、外空、深海技术进步和气候变化带动国际关系准则在新的疆域里进行探索。西方的没落与新兴大国的崛起此消彼长，世界重新分化组织成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新兴力量等五大力量中心，国际话语权、发言权进行着缓慢让渡和再分配。以增加安理会成员、改变“重安全、轻发展”局面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国改革形成势头，地区国家集团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赋予国际政治更为立体的面貌，多边主义空前繁盛。　
　　但另一方面，“未得到重建的历史幽灵”仍在欧亚上空游荡，解构战后国际秩序的逆流、暗流也在加速涌动。日本社会右倾，当局不愿承认历史侵略罪行，在美国纵容下加紧摆脱战后束缚、转变军事战略，争当政治军事大国。纳粹政治遗毒仍在一些人内心拥有市场，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合体说不定何时就会在世上“昨日重现”。美国深陷“例外”巢窠，在欧洲和亚太构筑针对性、遏制性的同盟集团堡垒，在经济复苏中酝酿着新的主导。作为冷战的延伸，美俄对峙在欧亚交汇地带加剧，一场超限、非对称的战争已借乌克兰危机上演，正悄然改写着战争与冲突的定义和规则，而这却未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警觉。东北亚“安全断层”随朝核计划的推进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加固而持续深化，随时可能因半岛内部激变而重掀热战。工业、军事科技的轮番革新使得由意外事故和差错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倍增，也使得关于人类是否终将沦为技术之奴的科学、哲学命题变得更加严肃。　
　　当今世界一些尖锐矛盾的演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70年前那场战争清算、追责不彻底，各种临时性安排长期固化的结果，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为邪恶理念的复活提供了新的温床。如果做不到以正压邪，前人打下的历史欠条必然要由后人埋单；如果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后雅尔塔体系”应运而生，现行国际秩序的轰塌并非耸人听闻。　
　　要让多边主义这一“要求极高的制度形式”发挥更大效用，就要努力推进国际组织改革和国际司法建设，均衡设置安全和发展议程，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更多代表性，推动战后和平、民主、进步、共享的潮流向更高层次演化。要继续强调大国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固主要力量间的理解、合作桥梁以及相互克制的纽带。不同国家和种族必须坚持促进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这对确保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全球正义的边框内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人们的视野需要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进一步拓展，因为这些行为体既可以像“基地”、“伊斯兰国”那样做文明的摧毁者、颠覆者，也可以像众多非政府组织那样以其对气候变化、贫困、传染病等问题的舍我关注触动政治家们的道德投入。　
　　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设计出一套终极性、具体化的“全球解决方案”，但通向持久和平的基本路径和规律仍可被找到。当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国际政治不一定非得是“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的斗争”，全球稳定性的希望在于超越权力政治。


日本“军学共同”制度死灰复燃

作者：唐奇芳　字数：3554

　　据日本媒体2015年1月16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情报理工学系研究科已经于2014年12月修改了指导方针，明确“将深刻认识军事与和平利用的暧昧性，推进相关研究”。这意味着东大突破了战后不参与军事研究的禁区，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东大的这一决定，既是二战前日本“军学共同”制度的死灰复燃，也是对安倍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配合，将助其进一步加快修宪扩军进程。这将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

　　“军学共同”制度的覆灭与大学军事研究禁令的产生　
　　东京大学是日本政府创设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日本近代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东京大学也曾成为实现日本帝国梦想的一个重要部件，并先后被更名为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作为日本最高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在二战结束前的六十年中，日本政府充分挖掘了东京大学的研究和人才价值，不但获得了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如东大教授平泉澄等人提出的“皇国史观”，还通过所谓的“军学共同”制度获得了大量军工研发人才和技术成果。　
　　这一制度开始主要体现为“委托学生”机制，即从与军工相关的大学理工科学生中遴选优秀者，通过发放奖学金及其他方式重点予以培养，毕业后直接引入军队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发。东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更是受到这一制度的格外重视。无论陆军科学研究所和海军技术研究所这两大军方研发机构，还是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产业巨头，都从东大大量吸纳人才。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东京大学被日本政府用“军学共同”制度更加牢固地绑在战车上。1938年，海军中将出身的平贺让担任东大校长，宣布该校“全面进入战时体制”，东京大学彻底沦为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将“军学共同”制度进一步升级为“战时科研体制”。近卫文麿政府的“科学技术新体制纲要”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一切为战争服务”。为此，很多大学都大规模扩充了工学部规模。在东大，平贺让在1942年新增了第二工学部，专门培养军工人才，大批“委托学生”被派往军工企业从事武器研发工作。　
　　二战后，东京大学恢复原名，“战时科研体制”终止，东大第二工学部于1951年废止，改名为东大生产技术研究所，各个军工相关科系也都纷纷改名，但东大一些所谓军民“两用”的尖端技术研究并未停止。在被称为“日本火箭之父”的丝川英夫带领下的“铅笔式火箭”研发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日本政府希望将其成果用于军事。1959年，时任防卫厅长官公开表示了支持丝川课题组研究的意愿，并称有必要在东京大学重建兵器制造学科。　
　　日本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公众的强烈抵制。当时正值日本左翼反安保运动与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潮，东京大学更是左翼力量的中心，教授和学生群起反对，要求学校做出“正确的决断”。因此，东京大学最高评议会在1959年做出决议：“勿论军事研究，即便有涉及军事嫌疑之研究亦应一概禁止。”这一立场在1967年被再次重申，1969年东大校方与教工自治团体——东京大学职员组合还签署了“确认书”，明确规定：东京大学不从事军事研究，亦不接受军方资助。这成为东京大学的一项重要禁令，其他大学亦以此为准绳，防止“军学共同”体制复活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

　　研究禁区被不断突破　
　　冷战结束后，这个共识不再是铁板一块，关于军事研究的禁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不断突破。

2013年6月26日，东京大学与日本电通、丰田等公司联合展出了“KIROBO”机器人。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军方资助的诱导。战后，美国对日本军事力量既控制又依赖的纠结状况也体现在军工研发方面，美国断断续续以各种方式对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军事研究支持。冷战期间，这种行动遭到了日本左翼和平力量的坚决抵制。1967年，媒体曝出美军向日本物理学会提供高达107。5万美元的资金，涉及包括25所大学在内的科研团体。这一情况也正是东京大学同年再次确认军事研究禁令的直接原因。冷战后，美军对日本大学军事研究的资助急剧增长。据日本媒体报道，单是美国空军下属的“亚洲宇宙航空研究开发事务所”（AOARD）在日本的资助项目就从1999年的21项增加到2009年的53项，其中直接对军事研究资助的项目更是从1项增加到24项，平均每项的资助金额在十年中增加了十倍之多。2014年亦有数名东京大学教授被媒体揭发接受AOARD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学会活动资金。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府的有意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各种战后禁区被日本政府有意突破，大学军事研究也是其中之一。从2001年开始，日本防卫厅（后改称防卫省）积极推进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以促进军工技术的发展。此后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至三项协议被通过，其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炸药探测、红外感应和机器人等领域。这些联合研究都由防卫省专门的防卫装备研发机构——技术研究本部出面，用研究费等资源对相关学者进行招揽。涉及的大学也很广泛，既包括东京工业大学、横滨大学等国立大学，也有庆应义塾大学和东洋大学等私立大学。

　　安倍政府重建“军学共同”制度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后，日本政府修宪扩军的脚步变得更快，对大学军事研究禁区的突破态势也更加猛烈。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项目数量激增。据日媒报道，这个数字从2012年的四项增加到2013年的十项。2014年新增项目更多，已知的就有与千叶工业大学及帝京平成大学等多家高校的合作研究。在高额研究经费的吸引下，一些日本学者对军事研究的抵抗力不断弱化。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安倍政府正在将这种合作系统化、制度化，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安倍政府在2013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强调：“要加强和充实与大学及其他民间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充分地利用有可能转用到军事领域的民生技术，大力推进防卫装备技术的发展。”这为军学合作研究的制度化奠定了政策基础。不久，防卫省在2014年6月制定了“防卫生产、技术基盘战略”，强调要与日本大学及研究机构深化合作，力争发掘能应用于军事技术的民用技术等，这是对《防卫计划大纲》关于军民研发合作政策的细化。接着防卫省又于同年8月出台了“防卫省独立出资制度”，为军学研究合作创设专门基金，初步决定在2015～2017年为这项基金提供60亿日元，其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