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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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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铁军指出了其后的事态发展。1955年，亚非国家撇开美苏独自举行万隆会议，开了“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一支独立力量之先声。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雅尔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不复存在。东亚另一个主要角色日本则在美日同盟的庇护下专心发展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演时，世界大体上仍然处于雅尔塔体制之下，但尼克松已经认为世界形成了美、苏、西欧、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称它们将确定今后30年世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走向。于铁军认为，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消解过程，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结束。因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仍然是东亚安全体系的核心架构，只是它们针对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中国。
项佐涛认为，即使在欧洲，雅尔塔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它的影响没有消除。美欧国家仍旧把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当成是欧洲安全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因此才有通过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种种举动。双方争夺的对象依旧是位于老牌西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带，只是这次俄罗斯输得很惨，失去了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原属老牌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区域。原本在雅尔塔体系中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大部分加入了欧盟，剩下的也以加入欧盟为自己首要的目标；原来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加入欧盟的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加入北约，甚至欧盟东扩的火都烧到了俄罗斯老家的跟前。欧洲的政治格局似乎又回到了二战之前。
雅尔塔体系“回归”？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雅尔塔格局会在欧洲“回归”吗？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使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了种种猜测。
对这个问题，于铁军的回答是，乌克兰事件虽然再度提醒大家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它与西方的对立，使人回想起冷战时期欧洲的某些特征，但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与整个西方相抗衡的力量，所以乌克兰危机并不预示着欧洲将重新回到两极体制。
孔寒冰也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乌克兰危机都不可能导致雅尔塔体系的复活。乌克兰并不属于西方，事实上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不仅都是斯拉夫人，而且都是东斯拉夫人。乌克兰的不同之处是它处在东西方边界上，历史上曾有一部分被曾经强大的波兰侵占过。但波兰人也是斯拉夫人，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一样是西斯拉夫人。西欧大国对这些斯拉夫国家缺少根本性的认同。东欧剧变以后，它们回归欧洲、加入欧盟、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苏联了。但是认为东欧国家已经完全回归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过于乐观了。想一想，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谁？是西欧国家。三次瓜分波兰的是谁？是俄普奥三个大国。西欧不会对乌克兰完全认同，也不会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
项佐涛谈到了另一个方面。他说，把欧盟东扩看成是单纯地遏制和打压俄罗斯的举动是偏颇的，但不能排除这种意图。欧盟东扩，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是为了一个大欧洲的理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占据了地缘政治优势地位之后，大力在文化上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有在经济上扩大资本、商品市场和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等方面的现实利益。从欧盟扩大的历史看，这两种成分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孰重孰轻并不一样。但是，冷战结束后的欧盟东扩，现实主义的考虑似乎超过了理想主义。欧盟通过东扩的确把自己的战略防线进一步东移，更何况中东欧国家为西欧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也不容忽视。
然而，欧盟和北约是否能够无限制地东扩，雅尔塔体系的结局是否会以俄罗斯的彻底溃败告终？项佐涛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欧盟的核心国家说，它们发展新成员国的意愿在降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劳动力整体素质、经济基础比较差，东扩给欧盟的经济贡献会越来越低。同时，东欧有些地区历史上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欧盟和北约如果动了这些地区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反抗甚至报复。欧盟和北约东扩时就不敢贸然行事。更何况，长期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是否有必要因为乌克兰激怒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谁对欧盟更重要，这是需要权衡的。
从东南欧和东欧国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说，它们是想加入欧盟的，但在自己的一些“核心利益”上，如领土主权完整、民族自决度和尊严，不愿意为了加入欧盟而让步。东南欧和东欧与西欧国家的文明差异本身就很大，而其欧洲怀疑主义的色彩更浓厚。欧盟越东扩，对当地国家的撕裂程度会越大，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会越多。现在乌克兰国内动荡正是亲欧派和亲俄派矛盾激化的结果。有观察家甚至认为，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之日，就将是国家分裂之时。
因此，可以说，狭义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是以欧洲老牌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并不会结束。结束的只是附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再创造出一套对立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无可能？真正变化的是由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导致的大国势力范围的改变，是俄罗斯自身衰落，战略空间被压缩了。但是，一旦俄罗斯重新崛起，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雅尔塔的启示：大国不能任性
雅尔塔体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初晓波指出，雅尔塔体制并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路线图”规划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在雅尔塔体制的不同时期里，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默契和规则制定不是友好协商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彼此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美苏两国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双方逐渐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形成了一套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最后产生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与美国的关系也好，与日本的关系也好，不太可能是通过几次会谈、通过一个关系定位就皆大欢喜、万事大吉了。中国可能要从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一个前瞻或者警示是，新秩序的形成和新规则的诞生，可能不仅仅是通过外交和谈判来产生，要充分做好摩擦和冲突的思想准备。
而于铁军提出的启示是：大国也不能任性。大国在设计雅尔塔体制时是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后来发现大国不是什么都能做得了的。如果控制不了，就要想一想能做什么。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事先得想好自己能做什么。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手握原子武器，但它也控制不了越南的局势。苏联的军事力量一度看上去甚至超过美国，但在阿富汗八年，也被搞得非常狼狈。所以，大国要谦虚，不能因为你是大国你就任性。大国也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大国一定要考虑国际制度建设问题。既然战争已不能作为大国解决彼此间问题的最后方式，那么靠什么来解决问题？大国安身立命贵在诚信，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否则可能就跟大国角色不匹配。雅尔塔体制后来的发展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国也要谦虚谨慎，重视制度，讲究规矩，维护诚信。
李晨认为，雅尔塔体系给当今的大国关系能够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好战略规划。主要大国在欧洲的规划中，明确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构架，即使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彼此与之相关的核心利益，也给予了默认。这应该是保持战后大国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大国之间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非常重要。然而，雅尔塔也告诉后人，地缘政治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大国关系的全部内容，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容易明确，便于规划，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很多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内生动力，比如经济与社会变化导致的政治动荡，技术发展对于政治与决策的挑战，是很难提前把握的。雅尔塔的决策者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二战对于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和地区与国内政治的冲击，但很难拿出一个一揽子的应对方案。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要大国对于战后的社会与经济的剧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由此产生的焦虑心态与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交织，加重了苏联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互疑”。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也面临着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所产生的冲击，中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任务，美国的政治经济也出现了诸多瓶颈需要克服，在地区层面有“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变局，债务与金融危机给欧洲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震荡等。面对这些变化，主要大国应该明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方向，携手应对，而不能被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所左右，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迷茫彷徨，甚至渐行渐远。
中国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图为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
二是如果从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来看，美苏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后，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也经历过冷战初期的危机与对抗，由此催生了游戏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冷战中期双方走向缓和，直到冷战后期，双方的利益差别与竞争一直存在，但得到了更好的管控，同时不妨碍彼此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于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遇到的坎坷，以及大国之间磨合、学习、成长、成熟的过程，各方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那就不是大国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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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七十年之思
作者：晓岸 字数：4949
抓住历史的主脉
世界历史真正成其为世界历史，是在1945年。这一年，人类有史以来惟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巨战划上句号，战胜国在战争的废墟上搭建新的国际体系的工作进入尾声，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宣告了“雅尔塔体系”的诞生。
“雅尔塔体系”的前身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以“威尔逊之梦”为蓝本的体系因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分赃协约本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的盛行和美苏等大国的缺位而告破产。尽管60多国加入的《非战公约》首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际组织，他们拒绝为世界利益妥协国家利益，又普遍低估战争与冲突的风险。
代之而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旷日持久，在美国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平静下来。《纽约时报》在广岛遭袭当天发表社论提出问题：“一场科技革命与一场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惟有发生一场人类政治观点的变革，人类文明和人类科学才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人类文明和人为灾害的竞赛中，人类有可能尽快成熟，进而赢得比赛吗？”《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记下了这段话并写入他的个人回忆录第三卷《旅人迟归》。
对于已走过上百万年进化史、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来说，在20世纪中叶才触摸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平价值，开始了严肃的战争反思，这一天的确来得太迟，好在终于能够付出集体行动。“雅尔塔体系”以缔造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确立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为目的，首次建起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界组织，朝寻求人类永久和平迈出了有文明记录以来至为关键的一步。
人们希望联合国能在国际联盟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然而事与愿违，“雅尔塔体系”确立后不久，曾经的同盟陷入意识形态的对垒。美国亲手推翻了自己提出的大国协调共治理想，把联合国变作输出自由的私器，娴熟地运用从英国人那里继承的地缘政治天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弱小国家同盟，领导他们反对最强的那个国家。冷战兴起，“雅尔塔体系”式微、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遏制”成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关键词，局部热战则从未停止。若不是美苏均拥有发起核打击、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新的世界大战恐怕早已爆发。
冷战终结后的历史线索错综复杂。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北约惩罚前苏联继承者的任性东扩使欧亚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一度形成短暂的单极体系，尔后的事实证明，所谓“新秩序”既危险又不稳定，借用基辛格的话讲，“只不过是建立在冷战年代压倒性的强权基础上的旧秩序的残余”。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显著崛起，“非美国化”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发生并向军事安全范畴渗透，美国越来越感到必须面对又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世人则担心一旦新的两极或多极秩序形成，大规模对抗冲突将会重演。此外就是，全球市场在急速增加世界财富积累的同时加剧财富过度集中，恐怖、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改变了国际合作议程的排序和形态。
穿越枝缠藤绕的现象丛林，什么才是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主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著作《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的一句话或可带来启发：“欧洲人在两次大战中消耗他们的力量，同时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渐次让老帝国走到了尽头。现在世界期待着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未来，欧洲及其后裔对全球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将会减弱。”放到更宏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自1688年“光荣革命”算起，从荷兰海洋体系、拿破仑大陆体系的破产，到大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再到国际联盟、“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和终结，世界历史终不再是“白人的领地”，国际秩序正加速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
构筑理想的城邦
接下来的事情将会怎样？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特征，有和平但不稳定、具方向但难确定。“雅尔塔体系”虽已终结，国际秩序仍处在从冷战时期的结构转向尚未定型的新结构的过程之中。
聪明的政治家总是擅于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总结、推导出具有指向意义的规律性东西，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可确定的因素。然而，当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全面接掌各国领导权，生活在世界上的多数人口对战争并未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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