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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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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并启动D线建设；签署了商谈10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等等。在大国方向，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等众多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俄在很多重大合作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结束长达10年的天然气谈判，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合同》和《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另外还签署了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中欧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开创了中国装备尤其是高铁装备与技术进入欧洲大陆的先河。在非洲方向，提出了推动“六大合作工程”（中非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共建“三大交通网络”（非洲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区域航空网络）等重要倡议，中非铁路、矿业、农业大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中东方向，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打造“1＋2＋3”（ 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的合作格局）合作新格局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热烈反响。在拉美方向，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为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搭建了新平台，实现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以共同发展的理念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2014年，以务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优先部署联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不发达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未来五年，中国还将为周边国家提供两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受困于财政短缺时，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分别注资100亿美元和410亿美元，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注资500亿美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
除了上述大手笔外，中国在各层次外交中也更加注重发展理念。2014年北京主办的APEC峰会包括的三大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革和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不紧扣发展问题，不仅如此，中国还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APEC组织机制建设。在2014年第 17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并于2015年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3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融开放与包容为一体
经济外交必须融开放和包容于一体。世界各国国情不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既为各国开放带来了资源和优势互补的潜在利益，同时也带来了利益融合的高难度，需要各国在开放的同时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用包容的心态将潜在利益转化为务实合作，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一国的经济外交只有既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又能使其他国家真正受益，才能算得上成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等所谓“三期叠加”时期，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同时，中国巨大市场的开放更是对世界充满吸引力，是我外交工作中的重要资源。“一带一路”和亚太梦的提出，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外交的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合作不限国别区域，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亚太梦的理念，推出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勾画出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四点构想。中国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更是秉持了开放包容的理念。
2014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见证经贸、投资、能源、金融、高科技、人文等领域近40项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
经济外交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要进一步发展则困难重重，即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仅仅通过国内要素和力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而必须通过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来加以摆脱：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与这些经济纽带的互动来进行产业重构、满足各种要素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更加重要的是，过去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已经导致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但利益的固化又使这种更新很难自发实现，而经济外交则使中国面临经济规则和体系重构的压力，必然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因而，中国经济外交进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过程，经济外交与国内改革、经济转型的良性互动才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另外，经济外交因其兼具国家经济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二重性而具有独特作用：经济外交可以是以营造国际环境为手段，以获取经贸利益、促进国内发展为目的（即对外战略服从经贸利益）；也可以是以国内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手段，以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对外战略为目的（即经贸利益服从对外战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服务于外交”和“外交服务于经济”这两种逻辑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阶段。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更多着力于探索更广阔的市场（如一带一路建设、高铁外交等），构建更稳健的国际贸易体系（如积极参与自贸协定谈判，完成中澳、中韩自贸协定谈判），建设更积极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也通过扩大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来努力为中国营造和平国际环境。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从经济外交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作者：罗晓军 字数：5088
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财政部长雅克布·卢出席。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理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守成之间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更多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和诚意，这种关系的关键词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早在1990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积极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提出中美关系向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将此目标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不管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接受诚意如何，从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路上，正在为中美建立全面新型大国关系铺就道路、铸就压舱石。
走出崛起和守成关系的历史窠臼
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是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观察。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已经与美国相当。如果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事实就更加清楚。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1％（而美国的名义GDP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同样按照名义价格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仍然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6767美元，美国人均为53152美元，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2。73％。且2013年，美国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尽管中美间经济实力仍然差距巨大，但其背后隐藏的趋势却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
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更重要的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所谓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主国。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必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它既不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后美国和经济崛起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间的“微妙”关系，除了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
接触与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发生冲突的原因。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间生成。
从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两大阵营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三个世界指的是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实有两大阵营两种规则，而第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由于实力局限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圈子，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思考跳出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道路，其间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寻求主动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这一“圈子”毋庸讳言是美国主导的。1978年中国做出了这一历史抉择，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并积极争取复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1年中国入世，完成融入国际社会一大步。
而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对华采取了接触外交，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间这一大方向虽历经波折有过游移，但克林顿政府最终又回到这一政策上来。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入世过渡期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作为成员将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公开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至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国确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美已经认可了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的规则——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和在这一规则下的制度安排：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体系规则面前，中国积极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把中国纳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策略上，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相互拥抱，这构成中美经济外交约40年来的基础。中美此后的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一系统规则下，对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补充和完善，诸如：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议（TISA），中国主推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美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资源能力导致中美在推进区域治理方面的着力点不一样，美国推进的是自由化这一规则的深入发展，类似WTO的区域升级版；中国推动的是发展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类似WB和IMF的区域版。中国方面主动褪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美国方面在TPP条款中虽就产权这一基础经济制度上对国有企业设立了准入限制的门槛，不过，目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跨境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或许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障碍。从较长时间而言，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上不会存在重大分歧，但规则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际利益分歧。
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
在轨道上运行
从体系的系统结构层面而言，尽管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日本、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权力中心且地位在短期内不可动摇，经济权力中心的地位稳固虽然也能够避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发生冲突，但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的逐渐减少，带来了权力转移和责任转移，这一过程蕴含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中，通过相互依存的变化来体现。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在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遗。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在轨道上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性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从而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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