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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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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共和就在眼前，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这帮人的革命热情都杠杠的。他们觉得奋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绝好的机会彻底推翻清廷压迫翻身做主人了，怎么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班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都表示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手里的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就是这帮书生，把袁世凯的算盘给砸了。人家都想跟你们谈判了，你们还那么不识抬举地闹腾，不是找打嘛。
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推举袁世凯为总理。第二天，清廷又对他“依法”进行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接到任命上谕的时候，他还想谦虚一下，发了封电报作了一番推辞，但清廷也只有他这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也不管他是真推辞还是假谦虚，再三发电报敦促他接受，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开回了北京。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迩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看来，袁世凯长期在洋人心目中经营的形象没有白费。
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利用革命的形势，他在清廷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了。为了巩固自己在京城的权威，他很快把心腹徐世昌调为军咨府大臣，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湖北前线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是为了对南方的革命军作战而特别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世凯把冯国璋调回北京是为了让他担任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此外，袁世凯还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紫禁城里的满清朝廷就处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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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党打交道
清廷已经到手了，对于革命党，袁世凯也想要争取的。当他还在彰德时，他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就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两条，就是专门为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在攻占汉口前，他就曾约见汪精卫；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为了安抚惊恐的革命党人，于11月4日亲自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等人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向他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说这样既保留了君主，又有了宪政，大家都好交代，这仗就不要打了，早日和平了事。但11月8日，已经尝到了革命甜头的黎元洪回信说他拒绝搞君主立宪，不过他倒明确表示，如果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话，当推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这话又说到袁世凯心坎里去了。虽然他现在的权势已经无以复加，清朝皇帝也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臣子，只不过是拥有兵权而得以显赫一时。以臣子的身份，他是没有办法永远握有最高权力的，总有一天，或者是共和实现的时候，权力被交给了大总统，或者是清廷统治稳固后，权力会被皇室或其他觊觎已久的大臣夺走。总之，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头衔，最高权力即使握在手里，袁世凯也觉得不踏实。而黎元洪看来是洞悉了他的想法，你不是要权力吗？不用在清廷那里去等皇室施舍了，只要你支持共和，你就是大总统，就拥有最高的权力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黎元洪在“总统”一词的运用上实际上是引导袁世凯往“皇帝”的思路上想。
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袁世凯于11月11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黎元洪觉得没必要妥协，所以依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大家都是功臣。刘、蔡二人只能悻悻而返。
袁世凯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但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仍然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但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革命党人，议和始终是一个最佳选择。当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民众产生了恐惧心理，民众的盲动和过激往往会使运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不敢放任这种要将一切秩序都无情摧毁的荷尔蒙肆意滋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倒是袁世凯，到处散布和平舆论，似乎更值得革命领导阶层去争取。而且袁身上向来就有的改革派的光环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于是，革命党开始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
袁世凯想要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的位子。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他所谓“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
为了进一步与革命党人联络，经过梁士诒和杨度中介，袁世凯到北京后不久，就接见了刚从刑部大牢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袁世凯对汪一再强调自己的革新决心，表示自己向来同情革命。接着他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和汪精卫于11月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让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摊上篡权的恶名。
但11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都不同意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有的人眼光比较毒，看穿了袁世凯想骑墙榨取政治利益的企图，提出应该先让袁世凯到院来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是主剿还是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在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同时，革命形势依旧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从11月初开始，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
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袁克定在致冯国璋的一封信函中承认，北洋军“四面受敌”。所以，袁世凯在攻下汉阳之后，也不再倚重军事冒险，而最多将其作为恐吓手段，他的重心已经转到了施展“和平”手腕来让革命党让步。
杨度和汪精卫在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
除了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17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就开始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立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之后就透露口风：“如果你们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在20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经过这样高频率的和平接触，加上还不松懈的军事压迫，革命党人终于下定决心要拿权力来换取和平了。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杨度立刻把电报转呈袁世凯。但袁世凯可能是觉得这只是黄兴一个人的说法，还嫌不保险，何况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于是急忙摇头“谦虚”说：“不成不成，我担当不了，还是让黄兴来吧。”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左右局势的发展。那就是君主立宪派。这些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大多是各地的上层人物，革命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各省政府的要职，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江苏的张謇，等等。他们在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俨然成为革命阵营里除同盟会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袁的老相识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
袁世凯当然希望这方面的也人能够投靠自己，于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己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当年在朝鲜统兵时，他和张謇可是患难兄弟，虽然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情谊总是在的，所以袁世凯还是很重视这层关系的。唐绍仪南下前，他又当面嘱托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所以，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了一回媒婆，使得唐绍仪和黄兴等举行了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让清帝乖乖退位，就推举他做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在这样的暗地协议的基础上，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
12月27日，唐绍仪把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告诉了袁世凯。当天，袁世凯就拿唐绍仪的电文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开会讨论这一事宜。由于袁、唐二人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但是这个时候，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了上海。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由卝纹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也在天津集会，一致呼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反对，于12月27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孙中山虽然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傻瓜，他不会拿随时有可能在袁世凯的大棒下烟消云散的革命成果开玩笑，这么多年来的挫折和教训，把他的棱角也磨了差不多了。他明白革命不是一往无前的冲杀，妥协有时候更能达到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没有按照激进的革命派的意见，反对议和。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的12月29日，他就电告袁世凯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这就是说，清帝退位后，大总统的位子一定让给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不是太信任，他担心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当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更是怒火中烧。直到1月1日他找朱迩典来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第二天，他一面负气地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让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的事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商量。
1月5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刚听说你们在南京突然组建了政府，而孙中山受任总统时，宣誓要推翻清政府，这显然与以前说的由国会讨论解决国体问题不符嘛。我倒要问问贵代表看，你们这次选举总统是什么意思？”伍廷芳知道他是对本来据说属于自己的总统之位给了孙中山很不满，当即回电进行了反驳。然后袁世凯又回电驳斥了一番。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因而被人称为“滑稽议和”。
和谈虽然在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经过暗中接洽反而在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一职后，转而成为了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不过这时的议题不再是国体或者国民议会的问题了，而是集中在让总统位给袁世凯一事上。1月14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在商量退位的办法，以前孙中山说要让位给袁大人，有多大的把握，还请详细道来。”唐绍仪把这封电报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态。
列强们也全力支持袁世凯，他们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很可能把整个国家搞乱了，这么一来，他们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受到莫大的损害，所以他们一致赞同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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