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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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给了他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不但如此，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让袁世凯兼带着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

由于袁世凯在平息兵变过程中的表现，使朝鲜当局对他非常器重。袁世凯在朝鲜与朝鲜政府及各国使臣的沟通，远远超过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外交官。时间长了，总理衙门和主掌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把袁世凯当做了实际上的驻朝外交官。李鸿章认为“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经过李鸿章的奏荐，袁世凯不久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摇身一变，成了驻朝鲜清军的举足轻重的大员。

袁世凯在朝鲜的军事表现让他平步青云。朝鲜人好像是怕太平世道会让袁世凯没机会表现，1884年，他们又搞了一个“甲申政变”，再次给清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但袁世凯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派”，恢复了保守派的政权，也暂时巩固了清廷的宗主国地位。不过因为这次政变背后有日本作祟，所以袁世凯这样果断的行动也让日本人很不是个滋味，他们想要跟清廷讨说法，要求“惩袁”。同时，清廷内部也有人指责袁世凯做过了头。在这样内外夹击下，袁世凯的地位一时风雨飘摇，幸亏有李鸿章多方斡旋，极力庇护，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只是以私人名义“戒饬”了袁世凯，最终平息了这场差点断送袁世凯前途的风波。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照顾还没有完，半年之后，也就是1885年，李鸿章又选定了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然后又以护送有功为名，奏请委派袁世凯担任朝鲜商务委员。李鸿章在奏折中极尽溢美之词，说他“两次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建议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头衔。这个头衔比他的前任陈树棠的名号只多了“交涉”二字，但分量却大了很多，这是李鸿章给袁世凯铺的路，给予他更多的权力，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外交方面的事务。看来，李鸿章对他的栽培可谓是不遗余力的。不久清政府就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加三品衔。从此，袁世凯坐上了李鸿章开的官场高铁，急速蹿升。

于是，在李鸿章的提携下，袁世凯与盛宣怀一同，先后登上了掌握中国命运的权势顶峰。在李鸿章的统筹安排之下，二人文武分工，相得益彰，为李鸿章的势力打下了一片江山，成为了李系势力的顶梁柱。

另寻靠山

天有不测风云，即使老而弥坚如李鸿章者也会有触霉头的时候。甲午战端开启之后，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手下的数万湘军、淮军也是一触即溃，经营多年的老本蚀了个精光。清政府自己搞不定状况了，只能把李鸿章拉出来做挡箭牌。谁让你的舰队和军队这么没用呢？那残局也就拜托你收拾吧。李鸿章拖着被日本刺客的枪击致伤的病躯签下了《马关条约》，一下子就来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权势也开始下滑，不久就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的位子。

王文韶（1830—1908）

李鸿章的失势，直接影响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命运。为了谋发展，另寻靠山是在所难免的。

盛宣怀的目标是继李鸿章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晚清军政要务的中枢，掌管对外交涉、洋务企业和京畿防务的大权。谁占有这个位子，谁就等于是掌握决策机构的宰相或者说政府总理。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洋务重臣和朝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盛宣怀的拉拢对象，他掌控的铁厂资源令盛宣怀垂涎不已，而张之洞在铁路上的发言权也是他所要借重的。盛宣怀果然没有看走眼，王文韶和张之洞支持了他的铁路事业，并让他主办了汉阳铁厂和通商银行，让本来随着李鸿章势力的减弱应该走下坡路的盛宣怀反而在1896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与在李鸿章手下干活不同，王文韶以及他的继任者荣禄和裕禄都极少干涉盛宣怀的经济活动，这与自己本身就很重视洋务实业的李鸿章去职前对盛宣怀的洋务企业经营严密监督的做法相反。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和自由大大激发了盛宣怀的工作劲头和创造力。盛宣怀的工商企业事实上已经从北洋大臣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对比照成的反差，盛宣怀一度反思了原来在李鸿章手下干活时的委屈。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诉尽了对李鸿章的怨言：“弟事合肥（指李鸿章）三十年，从“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盛宣怀觉得自己追随了李鸿章将近30年，“从不争牌子”，但还是受到李的压抑而“不得进”，有点气不过。不过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盛宣怀也未必是“从不争牌子”的人，在轮船招商局里，他争过几次，为了办电报局，又跟胡雪岩争，要办铁路了，他又跟容闳争过。而李鸿章要是时时压抑着他，哪里来他当时的地位？

虽然李鸿章有时会对他管得紧一点儿，也很严格，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早在70年代就评价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种批评态度是告诫盛宣怀不要好高骛远，要有毅力，沉下心来，从一点一滴做起。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极度自信作祟，当时年轻气盛的盛宣怀并没有体会到李鸿章的逆耳忠言。

李鸿章对他的严格要求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是极端重视洋务的内行，当然不允许三分钟热情的表现，而要求手下能沉心干事，他对盛宣怀的洋务事务是要看门道的；而王文韶和荣禄等人本来就不熟悉业务，自然也懒得去管盛宣怀手里拿一大堆难缠的破事，更不会想到从育人的角度来提高洋务事业的成熟度，对他们来说，占了这个高位，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流派”时不时会去挠“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痒痒。袁世凯之所以投向“敌营”也是为了左右逢源，广结人脉，尽少树敌。这一步果然没走错，李鸿藻于1895年6月保奏他去了军务处做事。就是通过这次差遣，袁世凯才认得了李鸿章的继任者——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但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的实力派，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在他身后的真正实力派是慈禧的亲信荣禄。所以，袁世凯要找的实际靠山，就是荣禄。

手足情深

在李鸿章失势之后，盛宣怀和袁世凯就像两个孤儿一样，随时可能遭到反李派的攻击。因此，朝廷里的靠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不可缺少的。但二人互帮互助、互相提携的团结友爱却是他们在李鸿章下台后能够继续攀登权势高峰的重要因素。袁世凯后来节节高升，直至继位直隶总督，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不仅仅依靠了王文韶、荣禄等权贵，真正一心一意推举他，在他晋升的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还是李系内部的“知己”——盛宣怀。

长袖善舞的盛宣怀得到了王文韶、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在铁路、铁厂以及银行等事业上蒸蒸日上。他在朝廷里的发言权也日益看涨，但有权力不等于说一定要去用。盛宣怀之所以肯在袁世凯的仕途上鼎力相助，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对于他们这样智商和档次的人来说，树倒猢狲散是最失败的事情。在朝廷中如果各自为政，难免会被人各个击破。如果能拧成一股绳，那就不那么好对付了。盛宣怀虽然对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等人多有投靠，但他明白这些人都不是“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层面较多。尤其是荣禄，坐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子，对于盛宣怀掌控的众多洋务企业总归是觊觎的。相对而言，同一师门的袁世凯，看起来只是在军事上有所企图，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而且同门的面子在那里，他总归是不会对自己不利的。就袁世凯这个野心难以估算的人来说，对他的这种期待显然是单纯的；但在朝廷里扶持袁世凯，对于当时的盛宣怀来说是不二选择。

其次，在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改革军制、筹饷练兵的呼声很高。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袁世凯在1895年就上书李鸿藻谈练兵的事：“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为今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他还主张在军队整编的过程中，用洋人的方法分配各营；在经费方面，也提出要“开源节流”，“骄、饱、疲、弱、懦诸军即须遣散”；在人才上，他认为要“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这样，他把练兵、筹饷、育才都讲到了。这和盛宣怀在第二年的《条陈自强大计折》所述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两人总算是志同道合了。袁世凯很快在1895年12月取得了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的重要职务。盛宣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给袁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他在办的事正是自己想要办的事。在同门关系的背景下，又有这样的共同努力目标，两人愈发惺惺相惜，互相引为了“知己”。

接着，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盛宣怀对康梁的主张是反对的，而比较赞同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表达。袁世凯虽然也鼓吹维新，但是他的本意还是与张之洞相同的。后来义和团搞运动，紧接着八国联军又打了进来。他们两个长期做对外工作，对洋人武力的强大非常了解。他们没有盲目信从群氓的力量，而是在剿灭拳匪、惩办凶徒、保护外国使节、不援救京师等方面也取完全相同的态度。尤其是庚子之乱后，他们试图用“变法”来抚慰各国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在“变”的具体内容上，盛宣怀提出“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畋域”等建议，而袁世凯则说：“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途，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不知是不是商量好了，两人的倡议之异曲同工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盛宣怀与袁世凯的协同性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在一些具体行动上，他们俩也是步调一致，同声共气的。

1900年6月，义和团正闹腾得生龙活虎。盛宣怀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在他看来，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只会激起洋人的怒火，他们“刀枪不入”的金身绝对挡不住洋人的枪炮。一旦把洋人惹怒了，那整个国家都要遭殃。所以，为了保护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地带的洋务工商企业的经济利益，就要和洋人们商量妥当。为了这个目的，盛宣怀就组织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各大省的督抚们商量着不按朝廷的命令行事，而抱成团不与洋人过不去，以求自保。袁世凯对此心领神会，当盛宣怀为扩大互保区域来拉他入伙的时候，他不仅一口应允，而且在行动上颇有创新，尤其在保护洋人及其在华设施方面，其恭顺程度比东南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初，盛宣怀就“东南自保”的事征询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早就觉得慈禧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唱对台戏的做法过于孟浪，认为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自取覆灭，使我无一片干净土”。他在回电中得意洋洋向盛宣怀报功：山东不仅“仿照”东南各省派兵保护洋人及教堂不受义和团侵犯，而且办法更为妥帖，明令全省，“倘有猝不及防”，让洋人蒙受损失，还要“照数赔偿”。

当年夏秋之际，沙俄利用联军入侵的机会，趁火打劫，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并逼迫盛京将军增祺签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了使沙俄独霸东三省的既成事实合法化，俄国政府想要以签署交换东三省的“合约”为诱饵，从清政府那儿获取更多的权益。清廷中的高层担心一旦签了俄约，势必引起其他列强纷纷效尤的连锁反应，所以打算“缓签”或干脆“拒签”。盛宣怀就其中的一个。为了保护“互保”局面，他极力主张拒签俄约。〖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1901年1月，沙俄政府不得不放弃中国政府拒绝承认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转而逼迫中方代表杨儒签“正约”。盛宣怀早就预料沙俄不会因为清政府不承认增祺签的条约而善罢甘休。早在1900年12月底，中俄彼得堡谈判还没有举行时，他就曾询问过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表达了与盛宣怀完全相同的拒签俄约的看法。而且，他还给盛出了个主意，要他赶快做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工作，去其“成见”。果然在做了李鸿章的工作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先议“各国公约”，回过头来再讨论俄约，于是电令杨儒正式拒绝俄方的签约要求。

这么看来，盛宣怀和袁世凯两人真是如双胞胎兄弟般同气连心。出自同门，观念相近，行动也协同，后台靠山又大体相同，这两个人联手打拼也自然是珠联璧合。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做出这个人应该是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判断是理所应当的，而他对于袁世凯的推助的不遗余力也是顺理成章的。

“中外推公”

1900年7月，李鸿章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披挂上阵担任“议和全权大臣”，准备来收拾慈禧留下的烂摊子。

发起促成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并主持同八国联军议和的正是盛宣怀。

7月中旬，他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要让两广总督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的意见，几天后，他又跟天津的荣禄联络，建议迅速调李鸿章来总督直隶。他断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紧接着，盛宣怀又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合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电奏，请求朝廷立刻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洋人谈判，以挽救危局。一筹莫展的朝廷在盛宣怀这样大力鼓动下，也觉得要平定这场祸水，非得镇压内乱经验老到、对付洋人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出马不可。于是即刻下令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议和全权大臣”。

不过，盛宣怀早已看出李鸿章是强弩之末了。即便他宝刀不老，依然能迅速化解危机，完成议和任务，也必定会大损国威。毕竟，洋人在义和团手里吃了亏，这笔账肯定要问朝廷讨回来的。李鸿章纵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