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纵横十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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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宪答道：“我们世代在晋朝做官，王浚尽管残暴，却还是晋朝的大臣，所以我们跟从他，不敢有二心。你如果不修德义，只是想展示你的威严的刑法，那么我们死得其分，又有什么可以逃的？”说完也不拜石勒，转身走出大帐，石勒赶上去召回两个人，向他们道歉，以宾客之礼对待。
　　对于王浚的宠臣朱硕、枣嵩等人，石勒当即命令斩首。查抄大臣们的家产，发现很多人都有上万家产，唯有裴宪和荀绰两个家中只有几百本书，十几斛盐米。石勒又惊又喜地说：“我所高兴的并不是得到幽州，而是得到这两个人啊。”

十三、西晋灭亡
　　王浚在幽州可以说是自取灭亡，像他这样的庸人加蠢货如果能在十六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存在很长时间，那才真是一个“奇迹”。并州刘琨和石勒打的交道可不算少，他不出兵救幽州，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石勒所谓讨王浚谢罪的骗术（他原先也希望石勒真的是谢罪，但很快就知道了石勒真正的意图），他也只是看到了王浚的必然灭亡，自己不愿徒费兵力，另一方面他在晋阳方面也已经有些顾不过来了，确实有点鞭长莫及。但当石勒灭掉王浚的势力之后，回头一看，晋朝留在关东的势力，就只剩下刘琨了。这时他的东面是石勒的军队，南面是刘聪的军队，形势非常危急。
　　不过刘琨的信心很足，他给晋愍帝的奏章中说得可是慷慨激昂，很有气魄。他说：“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刘琨地处汉国的主力和石勒的势力之间，虽是攻守的要地，却无法同时面对两大强敌，所以才发出这样“有心杀敌，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慨）。秋谷既登，胡马已肥，前锋诸军并有至者，臣当首启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刘琨以胡制胡的策略依然奏效，汉国的匈奴军好像特别怕鲜卑人似的。其中有一次，刘琨派遣一支鲜卑骑兵救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而返，回军路上与正在追击晋军的汉兵相遇。鲜卑骑兵于是进攻汉兵，没想到原先还感觉声势浩大的汉军一看见鲜卑人来了，立刻就不战而退——要知道那可只是五百鲜卑骑兵。（这其中的原因的确说不清，同是骑兵，在中原大地上相遇，如若一战，很难说谁胜谁负。我想大概匈奴人患有“恐鲜卑症”吧。）刘琨为了进一步拉拢拓跋鲜卑部，又上表请求朝廷封拓跋猗卢为代王，这个“代”就是后来那个代国的起源。（可不要小看这个代国，我想在当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最终结束北方割据局面的竟然会是这一支拓跋鲜卑。）
　　当然刘琨终究只是晋朝一将，真正处境艰难的其实是在长安摇摇欲坠的晋愍帝司马邺。自他即位以来，汉将刘曜的军队几乎每年都要进犯长安，尽管屡屡被击退，但形势却在一点点地变坏。当时在长安以南的是已经占据了汉中一带的李雄的成国。关东大部落入石勒之手，汉国又控制了离长安较近的山西南部和洛阳附近的地区，远在江南的琅邪王的力量是既不可即，也不愿即。
　　司马睿心里明白，长安危在旦夕，皇帝的位子早晚是他的，救长安的提案即使可行，也很快会被否决掉。不过江南的晋朝人倒是有不少主张北伐的，刘琨年轻时的好友祖逖就是其中一位。可是要知道，祖逖当年北伐出兵时的景况有多寒碜，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司马睿北伐，哪知道这位晋室宗亲根本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着偏安一隅，以求半壁江山的统治。司马睿想来想去，就给祖逖封了个豫州刺史的职位——这无非是给开个空头支票而已，要知道当时豫州还在石勒的铁骑之下。司马睿言下之意就是：“这支票能否兑现，你自己看着办吧。”——司马睿给的物质资助不过是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连武器都不给他。
　　祖逖在亲王那里几乎招了白眼，却不屈不挠，还真把这北伐当回事，所以才有“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他当时说的话可真和刘琨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愧是“闻鸡起舞”的好兄弟）：“祖逖若不能扫平中原，决不再渡过这条大江！”
　　祖逖渡过长江后，在江阴一带休整，收编了二千多士兵，并修铸了武器，力量逐渐强大。
　　这时石勒的力量主要在以襄国为中心的冀州及以北的并州、幽州，祖逖面临的豫州正是其力量薄弱地带，当地一些强豪坞主纷纷聚集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势力圈内各自为大。其中谯城（今安徽亳州）一带有两个坞主势力较强，一个是张平，一个是樊雅。晋朝的中央政府根本管不到这里，即使是曾在三台抵抗石勒的北中郎将刘演也无暇顾及河南的这块土地，于是做了顺水人情，将这两家一个封为豫州刺史，一个封为谯郡太守，其他小势力均归这两家节制统领，你想那些手下多少也有几百个兵的小军阀们岂肯真心服从？祖逖探知其中情况，就暗暗派人买通其中谢浮统率的一部，让他约张平出来会面，乘机将其斩杀，献于祖逖。樊雅得到消息，要为张平报仇，前来攻打祖逖。祖逖又向附近的蓬陂坞主陈川求援，反攻樊雅，终于攻克了谯城。
　　祖逖以谯城为根据地，又得到了晋朝的南中郎将王含的资助，附近的一些坞主多来依附，从而收复了河南的大片失地，也算是部分兑现了司马睿给开的支票。然而石勒、石虎的骑兵实力雄厚，无法撼动，他也只能在黄河以南与其对峙，收复关东遥遥无期，更不要说逼近关中地区了。
　　司马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几乎是在长安坐以待毙。汉国的中山王刘曜花了三年的工夫，终于扫清了长安的外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七月，刘曜攻下渭北重镇泾阳，渭北诸城望风而溃，刘曜兵进逼长安。三个月后，刘曜攻陷长安的外城，晋朝的守军被冲散，退到距离长安较远的城中据守。于是汉兵将长安城团团包围，断绝了城内城外的一切联系。长安城内的饥民不断增多，百姓饿得没办法，只好杀了别人来吃，饿死者不计其数。整整熬了将近一个月，连皇帝都没什么东西吃了。司马邺无奈之下，大哭一通，开城投降。至此，统治北方五十二年，统治中国只有三十六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晋王朝的另一段历史在远离长安千里之外的建康继续展开。汉人可以重建一个政权仍然叫“晋”，从而把所谓的“正统”带到南方，但却无法带走北方的大片土地。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续写北中国历史的权力，就被留给了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这五个民族分别是：匈奴、羯、氐、鲜卑和羌。

十四、汉宫之变
　　刘曜攻入长安的时候，关东的石勒正在攻打并州的乐平，乐平太守向晋阳的刘琨求救。由于代王拓跋猗卢死后国中大乱，刘琨得到了昔日拓跋猗卢军队的支援，刘琨自感士气旺盛，便决定出兵，岂料被石勒先算一着（估计又是张宾的计谋），刘琨的援兵遭到石勒伏兵攻击，几乎全军覆没。并州城内又逢大旱，刘琨简直陷入了绝望境地。此时盘踞幽州一带的辽东鲜卑段匹邀请刘琨到幽州共谋大事，刘琨在万般窘迫之下只好放弃晋阳，带着身边不多的士兵投奔幽州。石勒进入并州，至此，石勒基本上控制了东北中国的所有州郡。投入鲜卑部的刘琨已经不能作为独立的晋军力量存在，整个北方唯一为晋朝保留了一州之地的，竟然是偏处在凉州，后来建立了前凉政权的西北张氏。
　　多年以前，长安一带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童谣：
　　〖秦川中，血没腕，
　　唯有凉州倚柱观。〗
　　在当时，童谣和图谶一样，也具有传说中神秘的东方式预言的“魔力”。凉州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早在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时任散骑常侍的安定人张轨向西晋朝廷上书，请赴凉州平乱。张轨以凉州刺史的身份来到姑臧，他讨伐当地的鲜卑反叛，打击盗贼流寇，安定了社会；接着他又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恢复了当地的经济。十年间，张氏在凉州的威望稳步提高。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张轨去世，凉州人推举其子张寔继任刺史。晋愍帝出降汉军的前一天，密派手下人前往凉州，拜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承制凉州一切大小事务。
　　长安失陷的第二年，张寔决定以攻代守，先发制人，派司马韩璞和将军张阆以步骑兵一万进攻刚刚攻占长安，还未在整个雍州站稳脚跟的汉军。韩璞的军队在南安一带被当地的羌兵截断退路，两方相持一百多天，弹尽粮绝。
　　韩璞亲自宰杀驾车的牛犒劳军士，一边吃着牛肉，一边激动地问道：
　　“大伙儿想念家中的父母么？”
　　大家齐声说：“想念！”
　　韩璞又问：“想念妻子儿女吗？”
　　大家又齐声高叫：“想念！”
　　“那你们想要活着回去么？”
　　“当然想了！”
　　“那你们听从我的命令么？”
　　“誓死听从！”
　　韩璞于是擂起战鼓，指挥将士们奋力拼杀，正巧碰上张阆的军队也杀到，两军夹击羌兵，大获全胜。
　　虽然没有获得对汉军的决定性胜利，但汉军向凉州方向的进攻却受到了有效的阻挠，加上凉州地处西北，汉军的主力也一时鞭长莫及。从而在张氏政权的经营下，凉州得以暂时避免中原一带的战乱，真的成了一块可以“倚柱观”的“净土”。对于汉国而言，面对小小的凉州，卷土重来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其内部潜藏的危机正在步步升级，一场政变以及紧跟着的一场大乱，似乎已经在所难免。
　　政变的起因还是那位生活极度荒淫的汉国皇帝刘聪。尽管妃子越立越多，刘聪依然觉得不过瘾。他把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月光、月华纳入后宫，封月光为上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原先的皇后刘娥则为左皇后，于是刘聪的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存的咄咄怪事。陈元达极力进谏，指出此举的非礼之处，刘聪很不高兴。不久后陈元达查出上皇后月光的丑行，向刘聪奏明，这才迫使刘聪废掉了月光。月光因此羞愧自杀，刘聪从此也开始暗暗愤恨这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过了一年，依然执迷不悟的他又看中原先张皇后的侍婢樊氏，将她立为上皇后，填补月光死后留下的“空缺”。
　　由于长时间深居内宫，刘聪又开始宠幸身边的太监王沈、郭猗等人。（宠幸太监似乎是自古以来昏君最大的“罪状”之一。皇帝也有“先天不足”，那就是与外界接触过少，乃至整天接触的人除了宫妃就是太监。）一切政事都交给他的儿子，相国刘粲处理。这样一来，野心家们开始行动了。
　　首先是郭猗和国丈靳准与皇太弟刘乂（刘聪当初即位前就想让刘乂为帝，自己算是代摄其政而已，因此他的打算是将来将帝位传给刘乂。由于刘乂身边的大臣劝刘乂谋反，先被人告发，此时正被刘聪派兵软禁中。）之间有私人恩怨，郭猗便瞄准了对帝位觊觎已久的相国刘粲。一个报私仇，一个争皇位，两帮人一拍即合。双方决定一方面注意刘乂本人的行动，一方面慢慢除掉支持刘乂、反对王沈等人的大臣。
　　在王沈、郭猗等人屡进谗言的情况下，一大批与宦官矛盾甚深的大臣被刘聪下令诛杀。
　　大臣王易、陈元达等人上表苦谏，这回刘聪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还把上表交给太监们看，笑着说：“陈元达这帮人简直成呆子了。”
　　王易直谏受阻，忧郁而死，陈元达为此大哭，叹道：“我既然再也不能说话了，为何还在这世上苟且偷生呢？”随即就自杀了。
　　（呜呼，陈元达这位出身匈奴部族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匈奴汉国兴起的蓬勃，也见证了统治者腐化所导致的帝国的迅速衰败，眼见得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因为不能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仅仅几年后就重蹈覆辙。敢于直谏、善于直谏的大臣因不能再谏而死，天下痛苦，莫过于此。）
　　刘粲利用太监的力量扫除了宫中的异己力量，就把目标转向了皇太弟刘乂。他派人向刘乂假传诏书，说京师将有兵变，要穿戴盔甲以防不测，刘乂果然上当。刘粲将消息告知靳准等人。靳准马上向刘聪进言：“刘乂欲谋反，都已经准备好盔甲了！”刘聪大惊，派兵赶往东宫，果然如此。刘聪当然大怒，将尚不知情的刘乂废为北海王，王沈等人乘机将与自己有怨的人大杀一批，刘乂最终也被刘粲、靳准合谋杀害。
　　经过一番折腾，刘粲被立为皇太子，而靳准也掌握了国中大权，博取了刘聪的充分信任。汉麟嘉三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临终前他想召手握重兵的刘曜和石勒到国都平阳辅政，两人当然是“固辞不受”。刘粲继位，当然重用靳准，靳准又一次利用刘粲之手铲除刘氏宗族中的异己分子，大杀在朝中任职的刘氏诸王。刘粲的荒唐程度，一点不亚于其老子，靳准很快就得到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
　　仅仅一个月后，靳准领兵进入皇宫，将刘粲杀死，同时将刘氏一族不分老幼全部处斩，连刘聪的尸体也没逃过此劫，被挖出来斩成两段。（刘聪生前生活糜烂，死后落得尸首糜烂的下场，真是报应不爽。刘渊一族，下场如此之惨，与十六国时期深深的民族矛盾是分不开的。石勒大杀晋朝宗亲是一次，而这一回又是一次，在整个十六国时期，这样的大杀戮还会有很多次。）靳准自称大将军、汉天王，他觉得自己作为汉人，消灭了胡人的政权，定会得到汉人政权晋的支持，于是又向晋称藩。
　　靳准经过宫中的一番争斗后终于获胜，但却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而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根本抵挡不住他的对手。正当靳准在宫中大肆杀戮的时候，两支精锐的部队正由刘曜和石勒率领，分别从长安和襄国，向平阳进发。

十五、两个赵国
　　公元318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一直在江南等候北方消息的司马睿终于等到了晋愍帝司马邺受尽侮辱后被刘聪杀害的消息。于是，这个在以王导为首的江南士族支持下的西晋亲王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基称帝，史称“东晋”。到了这个时候，晋朝真正拥有的土地仅仅是淮河以南的部分，其面积甚至不比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多少。（所以为了公平起见，从此我们将东晋称为晋国，而不是晋朝。）
　　司马睿虽然在西晋灭亡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出兵北伐，却迟迟不见其有任何实际一点的举措。唯有驻守在豫州一带的祖逖与石勒的军队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也是负多胜少。想在沦陷区维持抗汉势力的刘琨与段匹结为亲家，准备利用段氏鲜卑的力量继续施行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国破之后，他也失去往日“中央政府”的光环，开始受到段氏鲜卑内部的排挤和猜忌，最终自己连同子侄等人被听信左右谗言的段匹收捕杀害。
　　当然，这一年真正的大事，还是北方汉国的分裂。靳准之乱发生后，石勒和刘曜从东西两个方向前往讨伐，刘曜在半路上碰到了刚从平阳逃出来的太保呼延晏。众人一推举，刘曜就地做了汉国的皇帝。
　　平阳城中的靳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