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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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还要走很多路，到了秋冬和春寒时分，园子里的人吃饭真是很不方便。于是，作为荣国府实际上的总管，王熙凤有一次就提出来，在大观园后身单设一个厨房，也就是区别于府里总厨房的内厨房，专门供应住在园子里的主子和丫头们的饭食。这是在第五十一回末尾交代的。王夫人首先赞同：“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些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风，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后园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们姊妹们弄饭，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房里支去，或要钱，或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一个厨房多事些。”王熙凤就更坚定地表态：“并不多事。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何况众位姑娘。”于是拍板定夺，大观园内厨房开张。

主子们一项新政的推行，会给下面仆役层里的一部分人带来实际利益。“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从后面的描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被挑为内厨房总管的只是一个女人，就是柳嫂子。

柳嫂子原来在梨香院里管点事，可能就是那里的厨子。梨香院原是荣国公用来打坐静养的一个空间，一度闲置，薛姨妈一家从南方进京投奔荣国府后，在里面住过，后来又从那里搬到另一处院落。为筹备元妃省亲，贾府派贾蔷从南方买来十二个女孩子，训练他们唱戏，每个女孩都认一个妇人为干妈，十二个女孩也就是“红楼十二官”，在梨香院集中居住排练时，女孩们和那里的妇人们关系就很复杂，有处得好的，有处得不好的，而其中唱小旦的芳官，和柳嫂子关系非常之好。再后来，由于朝廷里薨了老太妃，元妃不再省亲，贵族家庭不许演戏，贾府就解散了梨香院的戏班子，十二官里死掉了一个，有三个不愿意留在贾府另谋生路去了，还有八个则被分配给贾府的主子当丫头，芳官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怡红院，并且很快得到宝玉宠爱；八个留下的唱戏姑娘的干妈，随干女儿到各房中为仆，而芳官的干妈的亲女儿春燕和小鸠儿，也正是怡红院的丫头，人际关系，交错纠结，写得很有意思。芳官的干妈何婆，开始对芳官很不好，掌握着芳官的那份月钱，却不往芳官身上使，芳官洗头都洗不痛快，于是爆发了怡红院里有名的“洗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芳官的干妈对芳官很苛啬，但是，柳嫂却对芳官非常好，投桃报李，芳官因此也对柳嫂格外关照。

曹雪芹写大观园，写大观园里的生命，是立体的写法，他不仅写主子，写丫头，也写相对底层的仆役小厮，写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诉求。第六十一回开头，他特意写了一段剃杩子盖头——杩子就是马桶——的小厮，跟柳嫂子在后角门发生口角的情节，这些“过场戏”绝非可有可无的文字，而是使《红楼梦》的文本更丰满更精致，更能揭示世道人心的精彩笔触，建议大家读时不要草草掠过。

那杩子盖发型的小厮，扭着柳嫂子，求她从园子里摘些果子来给他吃，柳嫂子就说他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意思是那小厮的舅母姨娘就是园子里承包管理果树的，不问她们去要，却要到自己跟前来。小厮听了，就反唇相讥，揭出柳家的一桩隐私来，那就是柳家的女儿“有了好地方了”。柳家的不承认，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就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柳家的女儿柳五儿，正谋求到“好地方”去“成个体统”，此事正进行中，尚未实现，但是，就连看角门的芥豆小厮，也都知悉。柳家的内牵，就是芳官，芳官已经跟宝玉推荐了柳五儿，因为林红玉口角伶俐办事爽快被王熙凤要走，怡红院的丫头编制恰有空缺，柳五儿的补进，正逢机会。本来这事也不复杂，但是，柳五儿自己有个弱症，需调养好才行，而大观园里又正逢“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乱哄哄的情况下，贾宝玉也顾不上点名要人。于是，虽然前景美妙，柳五儿一时却还只能窝在大观园之外，灰色生存。当然，因为她母亲是大观园内厨房的管事，她能够进入角门，在大观园后身作为厨房的那五间大房子内外活动，那也算是大观园的一部分了，再往里，她是不敢随便去的，但又常常忍不住把脚步往里迈，把身子往里移，一颗心怦怦然，想偷窥一下园中美景。但那山子野设计的园林，把主子活动区与厨子杂役类奴才劳作区，分割得非常清晰，用许多的大山石大树木和高墙屋壁，形成一道屏障，将二者互相遮蔽。于是咫尺天涯，人间两域，柳五儿在“不成体统”的时候，是不能越雷池而触戒律的。

可怜的柳五儿，她胆气壮时，也曾试图多往里走走，但所看到的，当芳官问起来时，也只能感叹：“今儿精神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见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一个生命，向往着一个自己暂时去不了的空间，这是人世间最常见的心态。

3

生命和空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也需要探讨，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似乎不那么迫切。“我为什么没生在唐朝而生在了现在？”有这种追问的人实在很少。“我为什么没赶上抗日战争？要那时候出生参加打鬼子的战斗多来劲儿！”这类话语虽然会偶尔听到，但完全用不着认真回应，不过说说而已。绝大多数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出生时间，珍视自己的生日，即使对于所处的时代有诸多不满，但深知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更易到另外的时段，因此，对于自己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也就往往不再去深想细究。

但是，在同一时间段里，生命和空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个转移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以前，拿北京来说，同在一城，都是少年，“大院里的”和“杂院里的”，两种生活空间，生活状态、心理定势、语言特点、情感表达……就会很不一样。那“机关（或部队）大院”的空间，与“杂院”的空间，可能就在同一条胡同里，甚至相互间只有一墙之隔，但墙两边，两种空间里，人生状态却会有明显的不同。还有一种高级四合院的空间，也就是首长住宅，那个空间里的生活状态，跟“大院”里的又有所不同。在那个历史阶段里，一个“杂院”空间里的少男或少女，就往往会羡慕“大院”空间里的“革干”（或“革军”）子弟，有的就可能会像《红楼梦》里的柳五儿一样，憧憬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转移到那样一个比自己所出身的空间更高级的空间里，去品尝人生的更甜蜜的滋味。改革开放以后，生命对空间选择的自由度被空前展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城市的青年人出国留学，近十几年来，更有许多国人涌到世界各地经商，有的人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借高利贷，筹重金交给蛇头，去偷渡到自己心目中的“大观园”，结果酿成悲剧甚至惨剧。

“进入大观园啊！去到怡红院啊！”柳五儿那样的追求，直到今天，仍是许多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晓歌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我和妻子虽然有法国给的签证，持那签证可以免签前往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参加了申根协议的国家，却不能前往英国，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

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些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她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她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我一听就急了，就说我不去了，别给我签证了，把我的中国护照还给我！

我为什么生了大气？原来，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啊！

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露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生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在对他们进行治疗云云。

那些离乡背景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啊！

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

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

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

从那以后到现在，六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

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

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孳孳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立了足，融进了那个空间，有了物质和精神上都很不错的生活，请他们的父母去探视、旅游，也偶尔会来探亲访友，令亲人欣慰乃至引为骄傲，被邻里旧识羡慕甚或嫉妒；还有一些转移者，其中不乏开头以非法手段转移，又非法滞留不归，但终究还是从非法转换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发了财，衣锦还乡，光耀乡里，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

我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柳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一个念头，探究一番柳五儿的“移民美梦”。

4

在我少年和青年时代，那时侯对我那一代人的教育，就是唯独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最美好。那以外的地方，开头还有不少好的，后来苏联“变修”，若干本来同属一个阵营的国家也随之成为“小修”，或需要存疑观察（因为他们还跟苏联保持某些合作关系），只有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也就是阿尔巴尼亚，那个空间，还算得是个纯洁健康的空间，除了那样的地方以外，世界上绝大部分空间，生活在那里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发誓去加以解救。

对世界空间的这种主观狭隘的理解，也同样表现在那前后的历史阶段里，对文艺作品的欣赏理解上。

那时期对《红楼梦》的诠释，主导性的观点，先是由“两个小人物”发表出来，后被伟大领袖充分肯定，大体而言，就是这是一部写封建社会里的新兴力量，反抗封建社会主流政治和思想的书，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代表着反封建的新兴社会力量，是一种“新人”，而薛宝钗那样的角色，本质上则是顺应封建甚至捍卫封建的艺术形象。直到如今，我很尊重这样的观点。用这样的观点分析《红楼梦》，确实能够形成一个体系，也能给人一些启发。但那个时期存在的问题是，把这样的观点一肯定，其他的研究角度，其他的观点，就都被批判，被摒除了。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研红观点存在。但学术上的包容，实在是一桩很艰难的事情，往往需要时间的耐心培育，才能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成为风气。

到了“文革”时期，各地方各系统都成立了写作组，除了撰写直接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文章，也还有专门将领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观点加以展开阐述的写作班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都还记得这些署名：梁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写作组的笔名），初澜（当时于会咏担任文化部长的文化部写作组的笔名，因是专门阐释原来叫过蓝苹的江青的文艺思想，所以谐“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音），罗思鼎（上海市写作组笔名，那时候“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这个笔名谐音正是“螺丝钉”）……当时北京市写作组被安排在原来的一所古庙弘光寺里，笔名更别致一些，叫做洪广思，既谐了场所空间的名儿，也有弘扬光大领袖思想的含义。由于当时关于评《水浒》的文章被“四人帮”利用，对“宋江投降派”的批判，演变成对周恩来总理的影射攻击，所以“四人帮”倒台之后，那个时间段里评《水浒》的文章就全站不住脚了，有关的笔杆子，后来多数也都很难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格局中。但是，评《红楼梦》的情况不大一样，“四人帮”没怎么往里头塞进现实“路线斗争”的政治影射，而伟大领袖关于《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教科书的论断，也确实自成一理，特别是他判定第四回，也就是有“护官符”的那一回，才是《红楼梦》总纲的观点，非常新颖，也相当有据，直到今天，也是极需尊重的一种独到的学术见解，而那时比如说洪广思写出的相关阐释文章，先被康生赞许，后来康生拿去给伟大领袖看，领袖也表示赞赏，这样的情况，当时文章的起草者，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激动与荣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结束后，评《水浒》的班子解散了，而北京评《红楼梦》的班子保留了下来，先负责《红楼梦》新普及本的校注工作，后来逐渐演变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又产生出相关学会，有了学刊。

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文革”后期参与甚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