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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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第67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0）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致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译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第68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1）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　

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

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钟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　

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载，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　　　　　　　　　

第69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2）　　　　　

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海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　

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振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　

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　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