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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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名记者白修德的新著《寻找历史》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美国非文学类作品畅销书。该书追溯白修德一生到1963年肯尼迪被刺为止的经历，他认为1963年不但是他个人，而且也是濒于大动荡边缘的整个美国的历史的分水岭。据他自称，这部书既不是他的自传，也不是政治史，而不过是试图把他在被美国力量的激流所裹卷时亲身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加以有声有色的描绘而已。
　　　　白修德于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市，早年曾入哈佛大学攻读汉语和历史，1938年毕业后，获游历奖金来远东。经后来成名的小说家约翰·赫尔赛（《阿丹诺之钟》作者）的推荐，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他对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特别是关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派驻在重庆的军政人物之间在政策上的矛盾，不乏深入了解。这种矛盾反映到《时代》周刊的报道方针上，导致了他与发行人亨利·卢斯的分歧，终于在战后辞职。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风雷》，是当时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反映中国内战的报道。
　　　　在战后的年代里，他转到欧洲去从事采访活动。1953年出版《死灰复燃》，记述了欧洲战后的复兴。在海外十五年后，白修德回到美国的权力中心华盛顿，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连续写了几部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分析和报道《总统的产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下面是1978年7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所载《寻找历史》的摘录的选译：
　　　　　
　　　　麦克阿瑟：吕宋岛上的拿破仑
　　　　　
　　　　我在此次旅行〔1940年〕见到他时，从我年青的眼光来看，他已是个年纪很老的人了——六十多岁！我所以去看他，是因为我在对东南亚考察军事形势时对菲律宾美军情况十分失望——指挥美军的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对于他们业已退休的这个“垂垂老矣”的前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颇为蔑视。他们称他为“吕宋岛上的拿破仑”，有一位发言人还告诉我说，他“在美军中的作用还不及一个下士”。他说，麦克阿瑟不过是菲军顾问，不值一见。因此我就去见这个历史的遗物，现在担任菲军元帅的伟大军人。
　　　　我发现麦克阿瑟在他就任伟大的战时统帅的前夕，虽然年已六十，但仍仪表堂堂。他的手发颤；他的声音有时有些沙哑。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来回踱步，大声疾呼，指手划脚，用拳头敲击桌子，用雪茄烟比划刺戳，其见识之深刻，辞藻之华丽，气势之有力，令人倾倒。他说，他正在进行思想准备，在战争爆发后指挥美国在亚洲的远征军。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前一年，但是他坚持说战争即将爆发。他说要提防日本的海军，又继续说，日本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军十分出色。不过，他认为日本的陆军连二流也够不上，贪污成风。他自己则在建设菲律宾新军。总的来说，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亚洲防务的报导。为了试探他的反应，我从马尼拉饭店的房间里把这篇报导送到楼上顶层他的套房里。我写道，在东南亚游历三个月见了美、法、荷、英各国将领以后，在各方面都是鹤立鸡群的当推美国陆军退休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此看法，麦克阿瑟完全同意，他马上请我去见他。　　　　　　　　　　　　　　　　　　　　　　　　　　　　　　　　　　　　　　　　　　　　　　　　
　　　　时间是在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分，他穿着一件西点军校的旧浴衣，蓝灰两色的毛料，背后有个代表陆军的A字。他有时吸一两口玉米杆制的烟斗。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懂得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在这种一见如故的心情下，他开始回忆起旧事来。他在190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到这里来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中尉；他在阿奎那多起义中曾与棕色皮肤的菲律宾小兄弟交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一师美军作战；在胡佛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后即退休。但是他认为我国（指美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麦克阿瑟后来在1935年到1951年之间一直留在亚洲，没有回过一次国，在这期间他攻克太平洋上的岛屿，占领日本诸岛，领导它们的复兴，最后指挥朝鲜战争，一直到杜鲁门把他撤职为止。当然，杜鲁门把他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历史上百年来军政双方之间的冲突的缩影。麦克阿瑟懂得亚洲政治，这一了解不仅表现在他留给日本的遗产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给继任者的临别赠言上（“谁若是把美国陆军力量投入亚洲大陆，他的脑袋就得好好检查检查”）。但是他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深信军政双方首脑是美国历史的共同主宰，在战争大冒险中的平等伙伴。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在政治上的缺陷，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但到了那时，我国也已与日本交战了。他刚从科雷吉多尔脱险，又恢复了美国将军的身份，不再是菲军元帅了，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但在部队、舰只、补给方面看不到有什么后援。他很愤慨不满。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司令部中去访问他。他居然人人都骂到了：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参谋长、我的杂志老板卢斯、美国海军。（他说，“怀特，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是日本海军。第一流的海军。其次是英国海军。美国海军属第四流，连意大利海军都不如。”）他在1942年春天说此话，是完全错了，因为美国海军即将用事实证明它是海上最优秀的海军；而罗斯福和马歇尔则是比他伟大的人物。
　　　　　
　　　　周恩来和乳猪宴
　　　　
　　　　我因同我所报导的人物交情太深，常常受到牵制，因此现在对于大人物的友谊颇具戒心，就仿佛戒酒的人怕再尝一口一样。但是周恩来却是我所遇到和认识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的面前我几乎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判断而从来不加怀疑的。其他两位是史迪威和肯尼迪。但是若是现在，我再遇到这三个人就不会如此了，尤其是周恩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出现的人物中没有比他更为杰出和无情的了，但是他却是个热情满怀、人性洋溢、彬彬有礼的人。他真有使人入迷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的爱戴。
　　　　也许要说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魅力的最好办法，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记得的乳猪宴。
　　　　周恩来当时有的是时间，因为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六七个人与外界很少往来，颇为孤独。一个脾性随和的年青美国记者的来访，在他们看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大好机会。在相识一年交情日深之后，周恩来为我举行了一个宴会。我们到重庆最高级的一家餐馆冠生园去吃饭，宾主双方就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人员和我这个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至此想必已经知道我背离我的犹太家庭已有多远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吃的不是教门食物了，但是总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吃的不过是牛羊鸡肉。不过我仍恪守犹太习惯，公然吃猪肉不免亵渎过甚。但是在周恩来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却无可置疑地是猪肉——一只烤得金黄色的脆皮乳猪。
　　　　“请，请，”主人周恩来举着筷子指着乳猪说，邀请客人先下筷。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教规。我放下筷子，尽可能用我的中文说明，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许吃猪肉。中共代表团——这时已全是我的朋友了——失望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失了礼。
　　　　这时周恩来却掌握了局面。他又举起筷子来指着乳猪说，“请，请，”一边又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修德，这里是中国。你再瞧一瞧。在你看来这是猪。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鸭子。”我禁不住大笑失声。他也笑了，全桌的人都笑了，我马上下筷，夹破了脆皮，吃了我第一口的得到批准的猪肉，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吃猪肉，但愿我的祖先能宽恕我。
　　　　但是周恩来就是那种人——他能够使你相信猪是鸭子，因为你愿意相信他，而且他也了解和尊重别的社会习惯和别人的风俗。
　　　　当时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在了望塔上的守望者，他的任务是与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一任务使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共产党中国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由于所受的教育，眼光较他们开阔，而由于他的气质，又富于弹性。他斗争可以十分无情，但是他也能不计前仇，这在共产党人中间是很少见的。例如，他在1945年向美国大使馆里的朋友们力陈让他飞赴美国去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的革命；但是他遭到了婉拒。他参加发起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他在日内瓦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杜勒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拒绝同他握手。这也许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外交家在任何地方所作出的代价最为浩大的无礼姿态了。周恩来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年死敌；但是又是全靠周恩来，使毛泽东回心转意，再次接受他和尼克松一起构筑的中美桥梁。如果这一桥梁能在和平之中长期保持下来，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我最初见到他时，这种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要想说服我，通过说服我并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个昏庸无用的政府，共产党人是未来的潮流，或者还是他只不过想教育教育我。有一天，他向我解释中国政局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插进去代他说完了那句话，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但是他却大笑道，我快开始了解中国了。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周恩来曾经同多少外国人说过这话，但是我听说，他对基辛格的最高恭维就是告诉基辛格，他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他在1943年回延安共产党大本营后，我们的个人关系就结束了。我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再次见到过他，但是我愿意回忆一下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最后两次见到他的情形。
　　　　第一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那个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位客人的大厅里最后面的桌子旁。尼克松总统站起来绕着最里面一圈桌子向头面人物敬酒时，我向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一起坐着的桌子走去。美国特工人员和中国保卫人员都立刻拦住了我。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是他们交谈厌了，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夫人和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他们两人同时向各自的特工人员挥手示意，让我过去，各人又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向我招手。周恩来这时英文已经生疏，只能指着我说，我是个“老朋友，老朋友。”而她则以为我是上前去同她谈话，所以也说我是她的老朋友。我很尴尬地在总统的空位子上坐了两三分钟，尼克松一回来，我就溜了。
　　　　七天以后我在中国名胜地杭州又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假装若无其事地在湖上一条桥上漫步。尼克松先见到我，便把我向周恩来指出，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周恩来说，“这可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没有回过中国。”我生了气；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同周恩来联系，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我大声，回答说：“我没有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对此，周恩来用中文回答了一句笑话。我的中文这时也生疏了，官方的译员说，周恩来的答复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这话听起来很象我以前所认识的周恩来，他对西方人努力要想了解中国感到很有趣，而且对这种努力是很重视的。他很可能赞同吉卜林的名言——“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说得更好：“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1943年冬河南省的饥荒
　　　　　
　　　　地点是在河南，一个同密苏里州一样大的省份，但是居住的却有三千二百万种植小麦、玉米、小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河南是个大平原，土质是粉末状的黄土，如有雨水灌溉，极为肥沃。但如缺雨，则寸草不长，那时农民就只好饿死了。1942年缺雨，到次年，我们在重庆听说河南的农民快要饿死了。
　　　　饥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1943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当时听到饥荒的消息，觉得很可以写一篇报道。于是在1943年2月我同我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逊·福尔曼飞到北方，从宝鸡坐陇海铁路火车经过西安到黄河与铁路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去。日军在黄河对岸，白昼总是炮轰这一边。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天明时车站臭气熏天，除了尿臭、屎臭之外，还有体臭。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缩在地上的农民，等待下班列车把他们带到后方有吃的地方去。孩子在啼哭，但谁也不理会，哪怕是躺在地上已无生气的女人怀中的婴孩。士兵在人群中间巡逻，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抢吃的，或者攀登夜间开过的火车。
　　　　到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一节手摇车，不致成为一个太大的目标，招致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这样，我裹着军用棉大衣，在手摇车上坐在寒风之中，一天旅行了三十英里，好象一个将军检阅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我检阅的是饥荒。
　　　　当然也有不少流血的事件。首先是一个男人，躺在铁路线旁，人还活着，仍在哭叫着，他的小腿给辗断了，骨头突出，象一根白色的玉米秫秸。他大概是掉在车轮下了。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屁股血淋淋的一片。但是最使我难过的不是血，而是我弄不清楚我所见到的景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杀人的是大自然，人死的时候不留被杀的痕迹；敌人就是大自然——而只有政府才能把人从大自然那里拯救出来。
　　　　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