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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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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业的过程中，信心由于受到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老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FRS，FBA，剑桥）论点的影响而更为加强。老博士是国际上研究《梦溪笔谈》的行家⑥，他给沈括这部名著下了这样一句定评：“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在课业的过程中，上海的两家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和明复图书馆都给扯了顺风篷。由于查阅图书资料得到便利，课业进度就加速了。这两家图书馆后来都归并进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由于赵万里先生的关系，南京图书馆由于陈方恪先生的关系，都得到通信借书的方便。老师周予同先生、姜亮夫先生、闻在宥先生、王庸先生，前辈吴兴徐森玉先生，友人顾廷龙、刘哲民、范行准，两位著名藏书家的后人瞿凤起（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潘景郑（苏州滂喜斋）都从各个方面给我以支持和鼓励。《校证》就是在这多的助力之下完成的。所以还是搞得很不到家，只是由于我自己的根柢实在太差，并且气浮心粗的缘故。
为了弥补缺失，后来就搞《补证》。补了十年以后，却经历了十年的灾难。由于我的大孩子“炮打”张春桥的缘故，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家人惨遭毒手。我被锁进班房一年另两天以后，逮捕状才送到我老伴手里。那时家庭破碎：两个人坐了牢；一个人被投入监督劳动而又遭到凶猛的毒打，内脏受伤，还被恫吓说要给以活埋；一个在读小学的幼子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害得他在恐惧、疲劳、饥饿之中得了黄疸肝炎病。我老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形影相的绝望的日子里还天天挨批斗，逼写交代，她受不了，差点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则在八年的铁窗忧患生涯中一直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摔了一大交，所以变成一个瘸子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凶”，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国家。我的全家也得到了拯救。李淑一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用了“第二次解放”的提法来称述这一伟大的胜利，可以说，地地道道的、确确切切的表达了人们的感受。
今天这个大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非易，应当珍惜。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走新长征的路，这股强烈的洪流也燃起了我重再写出《补证》的热情。我顿然觉得自己再一次置身在第一次解放的年岁里，又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动力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再则是，李约瑟老博士去年（一九七八）又一次访问我国抵沪时，劫后重逢。他理解我的心情，用中国字给我题写了《梦溪笔谈补证》的封面字，以代替失去了而不可能再得到的竺藕老的题签。当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些日子里我瞻前顾后，也有想法。
我出世才六个月，抱在妈妈手里，就逃过难，就失了家。⑦贯串以后的多次苦难遭遇，所以妈妈在世的日子，总是爱抚而又难过地说我生来是块“逃难命”。（难道这是我个人的命运吗？）对抗地，我也总是怀抱一个最大的梦想，向往于安定的局面，安定的生活，渴望求到这么一个环境，好安心地做点学问，尽管我的水平是怎么低，能力是怎么微吧。
所难以设想的，是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的美好年代里，又会经历一场大灾难。所以，回顾我学习和研究《梦溪笔谈》的半个世纪的时间，简直是个穿九曲珠的历程。于今我的强烈的想望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但愿是周道如砥，可别再被强迫去钻第十道弯程了。
当人们普遍地存在着安定团结的共同愿望时，也还总是有那么几只苍蝇热衷于搞乱天下，那些野心更大的，就搞霸权。不许大多数的人过好日子，只要他们少数几个称王称霸。人们怎样来看待这些大小苍蝇好呢？曰：民心厌之，民情恶之！
① 因为沈括这部原著，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广，必须群策群力，才能注、校好它。一九七八年日本出版的日文全译本《梦溪笔谈》，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十九位各个学科的专家（以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项科研工作的。
② 我在这场灾难中丧失的文稿，还有约一百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和约十五万字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后者是《知识丛书》的一个约稿）。
③《四部丛刊·续编》中的《梦溪笔谈》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其时我与《笔谈》已交友六年了。
④ 初稿发表于《学术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⑤ 由于当时的桂林报纸误报了我遇难的消息，柳亚老（亚子）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刊在一九四二年冬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来又收进柳老的文集《怀旧集》（一九四六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中。
⑥ 其他有日本的薮内清博士（京都）、梅原郁教授（京都）、坂出样伸助教授（宇治），法国的侯思孟教授（Prof。DonaldHolzmann，巴黎）。近年又添上美国的席文教授（Prof。Natham Sivin，费城）。
⑦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派来坐镇在上海的爪牙郑汝成凶恶地镇压二次革命起义军，恰巧我家住在高昌庙战区中，在战争突然爆发时爸妈抱了我空身逃出，回去时整个的家已遭郑军洗劫一空了。
胡道静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象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象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它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象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象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车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 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黄裳
国际书展
每年世界许多国家都举办国际书展，大多是每年举办一次，也有的两年举办一次。参加展出的国家少的有八、九个，多的达七十多国。多数展览是综合性展览，也有一些是专门性质的，如儿童书展，教科书展，科技、医药等专业书展，书籍插图、连环图画展等。有的书展还包括录音带、幻灯片、活页乐谱等。
一九七九年的国际书展主要有：埃及开罗国际书展（第十一届），1月25日—2月4日（每年一次）。印度加尔各答书展，2月23日—3月4日（每年一次）。尼日利亚伊沃—伊费国际书展（第四届），3月4日—8日（每年一次）。马耳他瓦莱塔国际书展（第一届），3月15日—18日（两年一次）。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书展，3月17日—25日（每年一次）。意大利波洛尼亚儿童书展（第十六届），3月31日—4月3日（每年一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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